連續三年參加台南藝術節「城市舞台」系列的那個劇團，此次邀請EX-亞洲劇團藝術總監江譚佳彥（Chongtham Jayanta Meetei ）擔任導演。《鳥語男孩》取材自印度民間傳說，演後詢問導演，方知原來的故事僅只一、兩頁篇幅，內容是，有一對父母認為擁有聆聽鳥語能力的孩子不正常，父親遂將與他來往的兩隻鴿子煮成湯，強迫他喝下，孩子於是失去聆聽鳥語的能力。導演說，當他說這個故事給劇組的人聽時，他們不相信這位父親竟然這麼殘忍，在台灣不可能發生。

到了這個戲劇版本，把故事改成父親早年已死於溪邊，自始至終不在場。煮湯者變成母親，但母親是因為他人對聆聽鳥語的孩子（寶寶）投以異樣的眼光，先是禁止孩子出家門，接著再用飼料誘騙兩隻鴿子入室，然後將牠們撲殺，煮成湯。夜晚，當孩子半夜醒來口渴，不經意喝下湯時，才發現鴿子已死，此時寶寶很後悔當時違背承諾，沒有到樹林找牠們。而母親這麼做，一方面基於保護孩子的心理，一方面是難以忍受他人的耳語。據導演的說法，劇組人員顯然比較能接受改編後的版本。我以為，大概一則它賦予了母親的保護者形象，因此經過這樣的敘述，觀眾會對母親的作為產生諒解、同情，而這個版本的確不若原本的故事中的父親，那麼直接、權威。

此外，或許只是因為原作太短，若要搬演勢必需要增加篇幅的簡單原因，但它確實因此延展出第二點可觀之處。母親最後的作為，心理狀態似乎有種不願意孩子步上他父親後塵的拒斥、擔憂。寶寶與父親代表的是自然的那一端，而母親的作為代表著人類的理性文明，於是當她將寶寶關在家裡、撲殺鴿子的同時，也顯現了文明與自然的倫理關係。或從劇中，有一刻，寶寶透過鳥語接收到暴風雨將至的訊息，而母親完全不信的時候，更突顯了人類與自然的分離。

可以說，「自然」在《鳥語男孩》一直是以隱密的，與人類文明割離的面貌形成推動情節、累積意義的力量。但也就是如此，劇場版加進的，以真人扮演「自然女人」的調度，雖然給出了「自然」的正面吸引力，但就表演性來看，縱有載歌載舞，增強視覺效果，可實質意義有限，即便捨去，仍能成戲。

到最後，寶寶做為自然與人類的橋接者，到最後仍然是失敗的。而兩隻鴿子（其實也是這整個故事的說書人）捎著的，關於河流的訊息，也因受到誘捕、烹死，而使秘密繼續落入無聲、沉默。

回頭來說，原作與改編之間的翻譯、再造所產生的差異，以及改編版本拉出的「自然」向度，我以為是此作的兩條軸線，也是令人玩味的地方。

改編前後的差異，尤其關於改編前的直接、權威，與改編後的被看、保護，或涉及兩個國家的人民的民族性（更何況還各自內建不同族群、部落、地域的，更內部的差異）。畢竟各國民間傳說向來也與該民族的精神性有關。例如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就運用榮格心理分析，從「浦島太郎」、「鶴妻」等諸多日本民間傳說，以及對比西歐傳說與日本傳說等過程，分析日本民族的心理深層結構。從深層結構觀之，他甚至進一步歸納出，日本並非父權體制，而是一個女性化的柔性社會的論點，以及「Nothing has happened（什麼也沒有發生──遺留下來的是空無）」的日本故事特色。

人類文明與原始自然，則似永恆的爭鬥、對峙，而查閱一些書籍發現，在印度的民間傳說故事中，有一大主流就是「自然」主題。從原作的「聆聽鳥語」，到改編版本中增衍的關於自然的描述、取借、旁及，不知道從印度而來，定居台灣苗栗多年的劇場導演江譚佳彥，是不是隱隱帶著這樣的家園意識、童年經驗，做出了這樣的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