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理解「自然」?《鳥語男孩》
四月
14
2014
鳥語男孩(那個劇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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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西(2014年度駐站評論人)

連續三年參加台南藝術節「城市舞台」系列的那個劇團,此次邀請EX-亞洲劇團藝術總監江譚佳彥(Chongtham Jayanta Meetei )擔任導演。《鳥語男孩》取材自印度民間傳說,演後詢問導演,方知原來的故事僅只一、兩頁篇幅,內容是,有一對父母認為擁有聆聽鳥語能力的孩子不正常,父親遂將與他來往的兩隻鴿子煮成湯,強迫他喝下,孩子於是失去聆聽鳥語的能力。導演說,當他說這個故事給劇組的人聽時,他們不相信這位父親竟然這麼殘忍,在台灣不可能發生。

到了這個戲劇版本,把故事改成父親早年已死於溪邊,自始至終不在場。煮湯者變成母親,但母親是因為他人對聆聽鳥語的孩子(寶寶)投以異樣的眼光,先是禁止孩子出家門,接著再用飼料誘騙兩隻鴿子入室,然後將牠們撲殺,煮成湯。夜晚,當孩子半夜醒來口渴,不經意喝下湯時,才發現鴿子已死,此時寶寶很後悔當時違背承諾,沒有到樹林找牠們。而母親這麼做,一方面基於保護孩子的心理,一方面是難以忍受他人的耳語。據導演的說法,劇組人員顯然比較能接受改編後的版本。我以為,大概一則它賦予了母親的保護者形象,因此經過這樣的敘述,觀眾會對母親的作為產生諒解、同情,而這個版本的確不若原本的故事中的父親,那麼直接、權威。

此外,或許只是因為原作太短,若要搬演勢必需要增加篇幅的簡單原因,但它確實因此延展出第二點可觀之處。母親最後的作為,心理狀態似乎有種不願意孩子步上他父親後塵的拒斥、擔憂。寶寶與父親代表的是自然的那一端,而母親的作為代表著人類的理性文明,於是當她將寶寶關在家裡、撲殺鴿子的同時,也顯現了文明與自然的倫理關係。或從劇中,有一刻,寶寶透過鳥語接收到暴風雨將至的訊息,而母親完全不信的時候,更突顯了人類與自然的分離。

可以說,「自然」在《鳥語男孩》一直是以隱密的,與人類文明割離的面貌形成推動情節、累積意義的力量。但也就是如此,劇場版加進的,以真人扮演「自然女人」的調度,雖然給出了「自然」的正面吸引力,但就表演性來看,縱有載歌載舞,增強視覺效果,可實質意義有限,即便捨去,仍能成戲。

到最後,寶寶做為自然與人類的橋接者,到最後仍然是失敗的。而兩隻鴿子(其實也是這整個故事的說書人)捎著的,關於河流的訊息,也因受到誘捕、烹死,而使秘密繼續落入無聲、沉默。

回頭來說,原作與改編之間的翻譯、再造所產生的差異,以及改編版本拉出的「自然」向度,我以為是此作的兩條軸線,也是令人玩味的地方。

改編前後的差異,尤其關於改編前的直接、權威,與改編後的被看、保護,或涉及兩個國家的人民的民族性(更何況還各自內建不同族群、部落、地域的,更內部的差異)。畢竟各國民間傳說向來也與該民族的精神性有關。例如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就運用榮格心理分析,從「浦島太郎」、「鶴妻」等諸多日本民間傳說,以及對比西歐傳說與日本傳說等過程,分析日本民族的心理深層結構。從深層結構觀之,他甚至進一步歸納出,日本並非父權體制,而是一個女性化的柔性社會的論點,以及「Nothing has happened(什麼也沒有發生──遺留下來的是空無)」的日本故事特色。

人類文明與原始自然,則似永恆的爭鬥、對峙,而查閱一些書籍發現,在印度的民間傳說故事中,有一大主流就是「自然」主題。從原作的「聆聽鳥語」,到改編版本中增衍的關於自然的描述、取借、旁及,不知道從印度而來,定居台灣苗栗多年的劇場導演江譚佳彥,是不是隱隱帶著這樣的家園意識、童年經驗,做出了這樣的戲?

《鳥語男孩》

演出|那個劇團
時間|2014/04/06 14:30 
地點|吳園藝文中心公會堂表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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