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得水》聽說是大陸小劇場去年以來最紅的一齣戲，看了戲，果真拳拳到位，虎虎生風。兩位年輕編導周申、劉露有著滿腹點子與「牢騷」，藉著120分鐘幾無停歇的表演節奏，噴發出對社會、官僚、知識分子、農村改革、教育改革、美國資本、金錢、階級、性…極大諷刺。在台北的演出場，觀眾爆笑也像「興風作浪」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反應熱烈應該不輸大陸情況。此情此景令人連想到1985年表坊《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在台北南海藝術教育館幾乎把屋頂炸掀的景況──同樣以嘲諷喜劇包裝，同樣以觀眾熟悉的語言拉近藝術距離，《那》劇改變了觀眾對舞台藝術開不可攀（或沈悶保守）的印象，從而打開了市場，《驢》劇效應大柢相似，在市場與藝術之間取得偌大反響。

劇情從一則真實事件發展而來：某農村小校把平時幫忙打水的牲口─一隻驢，冒以老師之名，詐領薪資，以補充教員及教學費用。真實事件如何收拾不知，在《驢得水》劇情裡，這位英文教師驢得水，因為一連串教育部官員視察、美國慈善家親訪、鉅額遺產等事件推動，發展出如何讓鐵匠假冒驢得水、全校老師如何與官員交手、如何引起全校老師之間的矛盾衝突、鐵匠個人的轉變、官員貪污的揭露、如何繼續試圖騙過美國慈善家並且集體再誆出一位不存在的驢得水遺孀以詐領更高額的遺產…等等連鎖反應的連環謊言。

編劇與演員集體發展出來的對白類似相聲節奏與手法，上下咬合，你丟我接，前一句尾某個點成為下一句或動作的梗，前一個謊或情境立刻發展成更大的謊與荒誕場面，令人應接不暇。表演亦然，肢體表情全開，就像相聲演員。就常識理解來看，部分荒謬情境並不百分百合理（比如女教師的放浪、官員的假洋腔、慈善家的上當），但觀眾仍接受了一連串巧合、人物塑造、事件推動，理由在於，劇情安排在近乎失控前懂得急收，馬上轉至下一個衝突，同時，這些情境主要仍作為嘲諷對象的鋪排，《驢得水》嘲諷的對象，不論體制或人，非常貼近現下，如貪婪、吃醋、情欲、理想、妥協…，這些人性之常態與反態，激湧出舞台上一幅幅誇張、扭曲、愚蠢、乃至荒涼畫面。連環炮似的劇情能被細細記起多少最後變得不重要，觀眾最終得到的是知識分子理想幻滅與官僚體系上下其手的結論，而這些嘲諷放在虛構的民國三十一年時空，對照現下仍不顯過時。罵盡人性，作賤理想，「人不如牲口」卻還自以為是的影射，從劇名命名開始，到戲裡驢被殺了，更深層的「人殺了自己」的指控滲出血水。

然而，語言與情境密度過於頻仍的拋接、反轉，誠如宣傳語「一頭驢子引發的無底線混亂」，以及劇中每個人陀螺似地都必須翻轉好幾次人性面向──「一群好人手作的無止境鬧劇」──多少仍顯得刻意雕鑿。當所有「刺點」都出現時，最終的批判就如語言一出口就消失般弔詭，意義指向雜蕪；尤其，劇情被置放於虛構時空，難脫寓言色彩，現實真正的指涉該指向何處？民國三十一年大陸仍由國民黨統治，劇中對國民黨官員的指控並不嚴厲；美國慈善家代表美帝與資本主義，口裡滑出一句「incredible China」仍是輕描淡寫。劇中一路高潮，歷經兩個小時笑點，瘋狂悲劇的力量如何反轉而出，觀眾如何被震懾與警醒？最「真實」的一幕該是，教育部官員穿著紅色衣服，舉槍壓制老師，校長被扣上罪牌跪地，意旨明確地指向了文革甚且六四事件，因為之後接下去說的正是這句：過去就讓它過去吧，將來只會越來越好…。迎向富裕大國的中國，選擇或被迫遺忘以槍桿子威權脅迫人民的政府的歷史罪責，正義被覆蓋性更猛烈的金錢主義完全淹沒，但民國三十一年的一場鬧劇終究只是場上鬧劇，離開劇場，我們沒有太多自責。

劇中代表犧牲的是女性，純潔的校長女兒、以身體解決一切的女教師，她們面對的脅迫並不是理想本身，而是男性主導的金錢與權力遊戲世界下，試圖保有自主性的聲音。但編劇還是讓她們犧牲了，可能，參與創作的每一個人連自己也無法說服，在這一場荒謬的國家官僚騙局裡，到底誰能脫身，誰沒有罪愆？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系列經常出現的「刺點」往往指向國家，尤其是謊言連篇的反攻復國、大國大民大夢，在1980至1990年時空，這些冷嘲熱諷釋放了人民積壓甚久的怨言與壓力，以戲劇為出口，也讓戲劇與社會的連結產生意義。《驢得水》「狡猾」地「什麼都說了，也什麼都沒說」（宣傳語）或許正是知識份子審時度勢不得不然的妥協，但我相信，正是匱乏與不足，才讓藝術有話要說，《驢得水》焦躁地說了一整晚話，我相信已經有某個缺口亟待破繭而出，比如農村問題。在市場與藝術之間，但願「說話」的勇氣繼續存在，千萬不要最終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