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白時刻》這場演出結合了三段獨白，分別是〈鋼琴〉、〈耳朵〉與〈偷〉——〈鋼琴〉藉由一段師生戀，帶出鋼琴老師鈺涵的戀父情結。〈耳朵〉藉由一場喪禮，引出賣場員工幼慈的喪子悲痛。〈偷〉則藉由一場逮捕，道出家教老師敏如的偷竊癖好。雖然三則故事沒有情節上的關聯，但有趣的是，其主角都是有創傷的女性。

〈鋼琴〉中，鋼琴老師鈺涵有份屬於「情人」的創傷。比較特殊的是，她的戀父情結讓這份情愛創傷與家庭問題結合了。她必須抵抗、迴避的創傷來源有二：活得太長的情敵母親與活得太短的愛人父親。在獨白的開頭，觀眾會發現這段三角戀只剩她與母親——她的父親已經過世了。父親的死，使她的愛沒有了對象。母親的活，則逼她每天面對「以母親之名，行情敵之實」的控制。這樣的日常滋養了鈺涵更多對父親的愛、對母親的恨，創傷造成的疼痛也驅使她在學生怡芳身上尋找出口。怡芳可以代替父親，成為她付出愛的對象；也可以代替母親，成為她投射恨的箭靶。怡芳的出現似乎讓她的創傷有了療癒的可能，但最後，怡芳依然拒絕成為她的救贖。

〈耳朵〉中，賣場員工幼慈有份屬於「母親」的創傷。五年前，她的兒子小小失蹤了，於是她少了施展母愛的對象。這份創傷讓她化身成領土意識高漲的獅子，她給愛與負責的對象更廣、更涇渭分明，彷彿保護、照料好僅存的每段關係，她便得以舒緩疼痛。因此，她的愛的觸手甚至延伸到沒有血緣關係的角色，包含賣場的老闆、前男友的兒子等。但在獨白的結尾，觀眾會察覺這份泛愛是解方，也是毒藥。幼慈發現老闆是兇手後，便開始為每段關係所傷。老闆照顧她，卻也殺了她的小孩；比起她，她的前任與現任男友都更關心他們的兒子。她用廣泛的母愛灌溉身邊的每個男人，不只無法等到他們以愛回報，反而因為給予愛產生的柔軟與脆弱換得更多創傷。最後，幼慈對每個男人又愛又恨的矛盾心理，揭示了「以氾濫的愛填補創傷」的不可能。

〈偷〉中，家教老師敏如則有份屬於「良品」的創傷，而其源頭很台灣也很八股。高中某次段考失利後，她便喪失了「好學生」的標籤，進而引發一串身份認同的障礙與焦慮。急於舒緩「跌出焦點」造成的疼痛，走火入魔的她於是決定成為小偷，以偷竊癖重新建構「我很特別」的身份的認知。所以，每當她的標籤再被撕除、創傷再被誘發，觀眾會目睹她再次竊取別人的東西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從最先的班費，到最後偷走好姐妹的男友、美妝店的商品都是如此。不過，「偷」作為此戲中舒緩疼痛的「藥」，同樣有其成癮的風險，而敏如正是打嗎啡麻痹創傷的代表。在獨白的結尾，從警察局保釋而出的敏如以「偷取警察的銀色原子筆」與「拒絕學生的諮商提案」，來宣示她沒有想要面對創傷與平凡的決心。

這三段獨白同樣以「有創傷的女性」說故事，〈耳朵〉不論就情節安排或角色層次來說，皆比〈鋼琴〉和〈偷〉更有巧思。〈耳朵〉非常複雜地呈現了「創傷」此一主題與「母親」此一身份的多重面向，並以愛恨分明的人際觀同時揭露創傷的光明面與陰暗面，最終導向「不知道該愛還該恨」的困局，是人性的希望之光與絕望之淵。雖然〈鋼琴〉也以混亂的家庭營造創傷的層次，但鈺涵的恨遠多於愛，宛如戀愛市場中的周處，創傷主題與角色塑造相對單薄很多，所以戲到最後，觀眾只能猜測怡芳只是一小段插曲，鈺涵的創傷與母親的瘋魔應該會持續到有人死亡，十年如一日。相較之下，〈偷〉的敏如則像長不大的女孩，活在昔日青春的光輝裡，不知道如何以實際的作為與改變應對成長痛，儼然只是一名高中生「不想長大」的宣言。

獨白或許可以是最適合這三名女性的演出方式，因為觀眾可以被直接聽見她們的故事、看見她們的創傷，她們也能因此引發共鳴，但這場演出的斷裂感卻不停打斷觀眾的注意力。這種斷裂或許與創作的三個面向有關。其一，戲裡每個事件都被切割得乾淨、工整，缺乏流動感，所以當新的事件發生時，觀眾必須重新建構戲裡的人事時地物，暫時抽離感受。其二，除了維繫著整段獨白的主角，演員也要扮演出現在每個場景的配角，角色的進出同樣使觀眾要從「感受」的心切換成「判斷」的腦。其三，亮暗場頻繁的導演手法使觀眾不停進出觀看、聆聽的狀態。因此，在引發共鳴前，無數的角色與亮暗可能已經把三名女性角色從觀眾身邊推遠了。

即使〈鋼琴〉、〈耳朵〉與〈偷〉三則故事各自成立，但合成一場演出，令人不禁疑惑：從〈鋼琴〉、〈耳朵〉到〈偷〉的順序是否有其結構上的安排？或者，無論順序為何，觀眾都會得到類似的看戲體驗？這些懸而未決的提問，使人感覺三名女性缺乏與彼此、與觀眾的對話，反倒像是被召喚到劇場內逕自叨絮。最終，她們就像三座孤島，只得與觀眾對望，不得與創傷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