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表面劇情而言，《安娜與齊的故事》相當簡單：安娜與齊這對夫妻在家宴請朋友，但是安娜卻因為恐懼症發作而無法踏出房門，齊只能獨自去餐廳招呼朋友。朋友們雖然對安娜的狀態投以關心，但是更多時間卻是在等待龍蝦上場，順便就生活所感各抒己見。談話之間，多少仍是透過角色之口，反映出紀蔚然對當代社會、政治與語言的觀察。到了最後，安娜依然沒有出房門參加聚餐，齊遂用了番茄醬假裝流血讓安娜出了房門——即使，在最後安娜聽見門鈴聲，卻遍尋不找齊，使得觀眾所見的「真實」又被蒙上了一層迷霧。

這齣戲看似缺乏衝突，安娜與齊之間並沒有根本性的矛盾：安娜無法出房門，以及齊的失業，以及安娜與齊的婚姻狀態，對彼此而言都不是非解決不可的問題。至於房門外的朋友們更不用說，除了語言機鋒之外，構成傳統戲劇動力的「人際衝突」完全不復見。當看似主要「事件」的餐宴結束時，觀眾甚至是透過齊與安娜的對話才知道，而無論是安娜還是那些朋友，似乎也對於見不上面並不放在心上。換言之，就表面來說，這齣戲的人物以及事件某種程度被「去戲劇化」。不過，正是透過與一般戲劇意義對比之下的去戲劇化，反而更能反映出一個事實：建立在人際衝突的戲劇模式，已無法「再現」人際原子化的當代社會，乃至於真正的衝突往往不是必須訴諸「內在病徵」（正如安娜那原因不明的恐懼症），就是無法以人際框架概括的「社會結構」（正如齊的失業，以及安娜恐懼的失業），或者是兩者總和（那一段朋友們的殭屍舞所暗示的外在碾壓下的內在真實）。

如果從劇名「安娜與齊」的故事來思考，可以發現「安娜與齊」當中看似只是一個連接詞的「與」，成為一個重要的結點：安娜如何「與」齊，這個「人與人」的「與」變成劇本解構繼而重構的出發點。而將「與」懸置，這個重構的出發點，就成為「安那其」的力量。換言之，紀蔚然的劇本維持著表面的「人際關係」戲劇，但是卻同時去除這種戲劇的戲劇性，亦即此劇本的邏輯與張力，是透過「解體的去戲劇」（「安那其」）與「表面的戲劇秩序」（「與」）兩個力量構成，而整個劇本的織理也須如此理解成兩條邏輯的穿梭交織。這種去戲劇化並非如表面所言，只是為了呈現「平淡的婚姻生活」。其實細究劇本，各種細節一點都不平淡，從主觀的閃出現實（例如安娜要齊用紙鎮敲她），回憶中消防員的侵入，以及客人們跳起殭屍舞，乃至於其中一位朋友訴說吞食自我的欲望，種種主觀的奇思幻想，令人聯想到英國當代劇作家邱琪兒（Caryl Churchill）的劇本《心之所欲》（Heart’s Desire）。在邱琪兒的劇本當中，看似一對父母等待女兒回家的通俗劇，在劇情的開展過程中，只要「出軌」就必須要重來一遍。透過這些「出軌」的片段，邱琪兒暴露了那些看似無法被線性戲劇線條所涵蓋的欲望、恐懼、禁忌等等，同時也揭露了所謂構成戲劇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沿著規則前進，同時排除不合規則之異物的過程。這個異物包含了現實當中難以或無法再現之物。固然，邱琪兒與紀蔚然的劇作結構大不相同，但其共通邏輯就是要保存這些相對具有異質性的部分。

導演符宏征的開場安排，讓安娜與三名樂手共處一室的設計，彷彿這三名樂手只存在安娜的想像當中，這裡呈現的抗頡感預告了全戲在客觀與主觀切換的基調。而旋轉舞台的使用，在流動與中止之間，也呼應了戲劇的構成，形成一種開放的力場。導演與演員精準地處理了主客觀切換，讓戲劇與去戲劇交錯的織理明顯可感。除了安娜與齊互動過程中種種主觀歧出，在外頭聚餐的眾人最後也如行屍走肉般起舞，彷彿殭屍們享用著最後的晚餐，搭配宗教性的音樂，構成一幅瀆神的意象。眾人抬起齊，彷彿抬起一殉道犧牲者。這裡或許隱含了雙重的諷刺：當代的受難想像，來源不再是傳統宗教，而是另一種名為經濟的新興宗教──齊固然失業，但還能夠吃龍蝦排出最後晚餐架勢的他，當然不會是真正的受難者。

至於安娜，有趣的是，當她踏出房門之前，她的回憶也跟死亡有關。她想起意外在馬祖受邀參加的一場葬禮；「如何安死」與「如何好活」實為一體兩面：當她看見一位老婦人的葬禮卻能吸引那麼多鄰里鄉親的參加，安娜感受到的吸引力是什麼？雖然劇中沒有告訴我們那位老婦人的生前行蹟，但是，不難想像，卻也難以想像的是，在當代社會，一位默默無名的婦人，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足以讓他人無比懷念？牽動安娜思緒的並非葬禮本身，而是人如何活著的問題。在原子化社會走到盡頭，那觸動她的無非是如何與他者相處與善行如何可能的問題。

也因此，全劇最大的懸念，解套的關鍵落在一個倫理性的姿態：安娜為了齊的（假）受傷而踏出房門。雖然齊說那血只是番茄醬——或許在編劇看來，這樣的姿態還是太過露骨，因而必須透過更後設的玩笑來帶過，但劇場向來就是以誑語說出真話，以假裝指向實在的地方。重點不是那是血或是番茄醬，而是安娜在當下所採取的行動。她念茲在茲，希望有一刻能夠不要再陷入無止盡的後設思考，能夠身心合一行動的願望，終於在此刻短暫實現。安娜與齊，安那其——或許透過在反戲劇的力量的終點，迸生的是新的戲劇性：人與人的倫理，一種在人際衝突模式的政治之外的可能，也就是此之為安那其的原因。而這種安那其的思考，同時要求一種安那其的戲劇形式：一個開放而非封閉的結尾，一種持續指向外部的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