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莊詩曼（臺灣藝術大學跨域表演藝術研究所學生）

「她要的不是完美的動作，而是誠實的人。」^【1】

《如石頭上的青苔》沒有明確劇情，也沒有完整角色關係。碧娜．鮑許（Pina Bausch）透過大量碎片化場景、重複動作與日常行為，使舞台像一場關於人性的集體記憶。喝水、抽菸、化妝、擁抱、測量身體尺寸、吃東西，那些看似零散的片段，其實都圍繞著同一件事：人在親密關係中，如何一邊渴望被愛，一邊彼此傷害。

作品開場，白燈亮起，一名穿著白色絲質洋裝的女舞者被男舞者高高抬起。她尖叫、掙扎，身體從左上舞台一路被移動至右下舞台。那並不像古典雙人舞中象徵信任的托舉，反而更像一種被展示、被搬運的狀態。當女舞者揮舞雙手，在空中延伸出拋物線般的軌跡時，那些柔軟線條並未帶來自由，反而顯得更加脆弱。

碧娜的作品裡，親密與暴力總是同時存在。

男舞者抱起女舞者、拖行她、將她反覆抬離地面；擁抱在下一秒又被強行拆散。舞台上的關係既甜蜜又窒息，既依賴又殘忍。尤其當男舞者強迫女舞者喝水、灌水、遞菸，而另一位女舞者被直接淋濕頭髮後，卻若無其事地繼續化妝時，暴力不再只是劇場中的衝突，而更像是一種早已被習慣的日常。

然而，當《如石頭上的青苔》於今日重新被觀看時，作品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也開始產生不同於首演時期的閱讀方式。作品中大量出現女性被搬運、被凝視與被控制的畫面，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並不總是被動地接受凝視。舞者量三圍、詢問「你喜歡我的身體嗎？」時，並非由男性強迫，而是女性主動對自己的身體進行檢視與確認。這使作品中的壓迫不再只是單純的男性控制，而更像是一種被內化的社會規訓。女性開始主動觀看自己、修正自己，甚至以他人的目光重新定義自身價值。因此，《如石頭上的青苔》真正令人不安的，或許不是暴力本身，而是角色早已習慣如何成為被觀看的身體。

但弔詭的是，作品一方面揭露社會如何觀看女性，另一方面卻又持續讓女性身體停留在被觀看的位置。當觀眾長時間凝視那些被展示、被測量的身體時，究竟是在反思權力，還是無意間再次參與了凝視？這樣的矛盾，也讓《如石頭上的青苔》在今日觀看時，產生比過去更複雜的閱讀方式。

作品中的中文語言，也成為相當重要的存在。相較於前段偏向情緒與肢體的表現，中文的突然介入，使觀眾瞬間被拉回現實。那些看似簡單的句子，例如「你喜歡我的身體嗎？」、「我當然是女的」與「我不可愛」，不再只是角色台詞，而更像角色長期內化後的自我審視。語言因此成為另一種暴力，暴露社會如何透過日常話語塑造個體對身體與性別的想像。其中一句「我教魚走路」更令人印象深刻。這句近乎荒謬的語言，乍聽之下有些好笑，卻又讓人感到奇怪與不安。魚本來就無法走路，卻仍被期待改變原本的樣子。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作品中角色不斷被要求成為他人期待模樣的狀態。

作品中的群舞段落尤其令人不寒而慄。舞者坐成一排，如骨牌般依序倒下；男女舞者以卡農形式重複動作，同時反覆唸著「1、2、3」。那些高度規律的節奏，使身體逐漸失去個體性，像被集體意識馴化的群體。真正可怕的，或許並非單一暴力，而是所有人一起觀看、一起沉默、一起習慣。這也讓人聯想到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在《戰爭：暴力、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人類與社會》中提到的觀點：文明並未真正消除暴力，而是讓暴力以更隱性的方式滲透進人類關係之中。^【2】《如石頭上的青苔》中的舞者，也像被困在文明秩序中的動物。

舞台上時而裂開、時而重新閉合的地板，更進一步放大了作品中的不安感。那些裂縫並非單純象徵崩解，而更像關係之間反覆出現的距離與修補。人與人看似重新靠近，裂痕卻始終存在。男舞者倒吊於繩索上爬行，女舞者則被束縛於有限路徑中奔跑。那些空間設計不只是視覺效果，更像角色內在狀態的外化：人與人之間始終無法真正靠近。

然而，作品並不完全絕望。

水果、酒瓶、咖啡杯、歌唱與玩笑不斷穿插其中，甚至有舞者與觀眾互動。這些荒謬又幽默的片刻，使作品更加接近真實人生。因為人類從來不是純粹痛苦地活著，而是在歡愉、羞辱、慾望與孤獨之間反覆擺盪。只是，當這些片段在長時間演出中不斷堆疊時，部分重複性的段落也開始產生疲乏感。尤其對當代觀眾而言，這類兩性衝突與身體羞辱的語言，早已不是陌生經驗。當「震撼」逐漸被觀眾熟悉之後，它是否仍能真正刺痛觀眾，或只是成為被期待的碧娜風格，或許也是這次重演值得思考之處。

最後，當舞者再次爭吵、拉扯、倒地，前面所有動作重新浮現，整部作品像陷入無法停止的循環。燈光熄滅後，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種長時間壓迫後的疲憊感。而那份疲憊，或許正來自我們終於發現：原來舞台上的荒謬與暴力，從來都不是遙遠的劇場寓言，而是人類文明之中，始終無法被真正清除的慾望與孤獨。

注解

1、 引自《如石頭上的青苔》演出節目冊，國家戲劇院，2026。

2、 瑪格麗特．麥克米蘭，《戰爭：暴力、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人類與社會》，臺北：商周出版，2021，頁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