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變偽善的臺灣夢? 《我有一個夢》
10月
16
2017
我有一個夢(阿伯樂戲工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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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韋樵(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學生)

若一個人的夢想被踐踏了二十年,要如何在淚水裡頭繼續微笑前行?

光看劇名,不禁聯想在一九六三年之際,二十五萬人的華盛頓民權遊行。年僅三十四歲的牧師,金恩博士,發表偉大的演說,「我有一個夢」,讓自由之聲迴響,爭取平等,打造人人嚮往的美國夢。因此,美國從敲出刺耳的不和諧音幻化為一首悠然動人的圓舞曲。然而經過五十多年,臺灣,在「友善」的面具下,卻存在嚴重排外與歧視。對於新住民們,「臺灣夢」似乎是存在他們內心的美好,有好的丈夫、好的工作、美滿的家庭在等著,但一步一步走近,眼前竟是一把無形的槍口,被無情地掃射。

在臺灣,難道只有掌權者、專業者才能說故事嗎?阿伯樂戲工場的許瑞芳老師此次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利用博物館劇場形式,以東南亞移民、移工作為主題演出,將「新臺客」的心路歷程以社區劇場並透過工作坊的方法,共同完成故事。序場由五位新住民演員站在一排,拖著行李,裝著彌足珍貴的貞心來到臺灣。二十年了,到底我們有什麼資格把他們當作外人?「離鄉、流浪、追尋、歸屬」,似乎不離這五位母親的宿命,從流浪中被壓迫、遭受不平,還是努力追尋幸福,能夠將這些疼痛包紮,並依然帶著笑顏懷抱臺灣,舞台上的淚水也許就是過往傷痕的證據。

女性的悲慟,莫過於孩兒。讓這些母親在台上泣不成聲的娓娓道出,就是自己兒女遭到欺負、看不起與取笑。在2010一篇新聞裡【1】,講述一名國中教師帶頭歧視,謾罵學生野蠻人,並叫他滾回印尼。而這名受害者的印尼媽媽願意勇敢站出來指控老師,卻有更多人卻選擇噤聲和隱忍。劇中的母親選擇不抱著仇恨、不教導孩子報仇,反而用慈暉的容顏看著,用美麗的聲音安慰著孩子,一首印尼歌謠「KASIH IBU 媽媽的愛」唱出無怨無悔,但堅強的背後是無人知道的椎心,令人不捨。揭開表演者的傷疤,是否造成她們二度傷害?

在菲律賓資深社區劇場工作者Maeichu G. Belarmino的文章提出,曾經參與過菲律賓劇場協會(PETA)的學員說過,「對我們而言,劇場是一個療癒過程,讓我們得以面對自己憤怒與挫折。」【2】劇場為這些被壓迫者釋放情緒,透過發聲與訴求,正視問題所在,提倡並爭取應有的平等,不要有更多悲劇再次發生。說出來,需要勇氣,但我想自己故事被聆聽、被理解時,是和過去被傷害束縛的自己道別的濫觴。只是,些許觀眾知道了,然後呢?能推動社會改革嗎?

擲地無聲,是利用社區劇場訴求後大部分的結果。為何我們不用示威遊行的方式,如上述提及的華盛頓大遊行,不是更快讓上位者知曉問題所在嗎?透過創作傳達的可能性到底在哪?我無法明確給出答案,在這人人講求迅速時代,信息一晃而過,劇場更是給予放慢思考的平台,是在灰色地帶討論的空間,反而更深刻。

一位法國的街頭藝術家,JR,在2007年當時以巴戰爭氣氛肅立時,推動違法畫展計畫:「Face 2 Face」【3】。找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相同職業的兩人,並拍下他們相同的鬼臉,在雙方同意下展至兩國的街道上,甚至是以色列的軍營。街上的居民幾乎無法辨別誰是本國人,誰又是敵國人,知道了,也是莞爾一笑,沒有任何的恨意。誰是誰,有必要分那麼清楚嗎?

站這片土地上的,是各式各樣的民族與族群,當社會在關注女性、原住民、同志等議題時,「新」朋友的正義與權利,也是我們該共同爭取的,他們愛台灣的心,不比我們少。消弭歧視與標籤,我們都該被平等的對待。

註釋

1、唐宜楨、陳心怡、劉邦立,〈淺論女性新移民社會關懷——以人權為主軸〉,《社區發展季刊》30(2010):145。

2、賴淑雅,《區區一齣戲:社區劇場理念與實務手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67。

3、“JR - Artist”:http://www.jr-art.net/projects/face-2-face

《我有一個夢》

演出|阿伯樂戲工場
時間|2017/10/10 13:30
地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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