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作為追尋左翼歷史的紀錄報導文學，始終在許多人心中佔有一席之地，而過去侯孝賢隨之改編的電影《好男好女》，用一種類劇場式的敘事，呈現出1990年代與1950年代之間的反叛對照，兩代的青年對於理想、未來之期望與行動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差異，在無數次轉換角色過程中，用那種無法入戲的生澀旁白，來展現對過去的失認。

此次差事劇團的《幌馬車練習曲》，則是電影導演林靖傑的劇場作品，用許多投射影像敘事，結合老影像的報告劇形式，與對於左翼歷史不熟悉的諸多演員，共同擘劃此次演出。

革命的光火，在人們追尋理想的方向中，是苦海明燈，盜火的開端無意間照亮了黑暗的大地，《幌馬車練習曲》是述說著無數被塵封在白色恐怖歷史中，那革命身影的實踐故事，在革自己命的年代裡，他們與時代共鳴，努力實踐理想，以親身投入來展現自己改造世界的野望。

在《幌馬車練習曲》當中同時展現出演員對於歷史的疏離，以及在冷戰意識形態當中所「被失認」歷史教育，那其實是左翼思想的缺席，他們對於革命最接近的聯想居然是2014年春那場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反中法西斯台獨運動，甚至還為此興奮不已，以此作為出發點開始談「啟蒙」、「犧牲」，稍有入戲渴望的觀眾，會在那突兀不已的青年演員身上，看見容易被人輕蔑的反逆思維。

在這些游離於歷史，抽離於世代的演員身上，導演用真實取代造作的方式，赤裸裸的展現了人們無能於同理白色年代的赤色異端，在他們眼中的社會主義，是畸形的、去人性的、啃樹皮般的殘忍共產主義，絲毫沒有半點對於中國革命後的世界之認識，所能演出的僅是在青島東路三號猙獰的冤錯假哀號，而非為了理想犧牲奉獻自我的再造，讓整齣戲充滿了此種矛盾又引人深思的情節。

革命的生活是什麼模樣，劇中蔣碧玉象徵的讓死去的鍾浩東趴在其大腿上，嘶啞的怒吼，卻是過分矯揉做作的超譯演出，落入了傳統男女之間珍其生死的圈套當中，忘卻革命男女是連自己所處的制度都不願忍受之人，他們不見得是用當今這個古代中國思想模式想當然耳的私屬愛戀思維在互動，而是能有些跨越傳統家庭概念的可能。

劇場本身能夠進行對自身的反思，而此種能夠在連演員自己都不知道的情況下使觀眾進進出出多次劇場的表現模式，其實也成功地讓練習曲本身真正被練習，我們始終無能於明白歷史本身，那種不清不楚、渾渾噩噩的觀影過程中，是如何出現某些「不忍卒讀」情境，那是在閱讀《幌馬車之歌》與觀看《幌馬車練習曲》兩者過程中都會共同產生的顫動。

當代對於理想世界的想像已經與那個還殘存改變世界理想、制度大變革的年代不同，甚至在右翼清洗當中連個殘餘都很難復生，以至於劇場工作的演員精煉於劇本、情節的同時，卻在精神、靈魂上欠缺最主要的元素，也就是辯証的、質疑壓迫的能力，僅能用一些去政治的反叛來展現自己過於匱乏的理想圖像。

槍聲又響起了，機槍砲台的確是血洗左翼革命的暴力行動，但如今《幌馬車練習曲》的象徵符號，是連個唱個國際歌都好像是在消費無產階級，演員的身體不情願的反射性，質疑著「老左」所凝視的過去，在差事劇團的製作當中譜出了他內在，那居於統一體中的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