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蔡佩伶（2025年度專案評論人）

「父母無聲勢，送子去學戲。」這句臺語俗諺，具體勾勒出臺灣社會大眾心底不言自明的歌仔戲刻板印象。回望歌仔戲的發展階段，語言政策及既定價值觀雙重傾軋之下，確實曾讓歌仔戲長期處在不被社會文化待見的邊陲位置。歌仔戲從民生娛樂落入「低俗」的象徵，意外成為另一種隱形的避風港。對於諸多被主流社會遺棄的人，戲班反倒提供了某種形式的歸屬。

烏犬劇場在戲曲夢工場策展演出的《低・俗・畫本》，試圖切入這個神秘而獨特的位置，透過新解經典戲文《樊梨花》意涵，召喚歌仔戲與失能少年的生命交會。藉著敘事手法的重構，勾勒底層群體如何應用文化語言承接自身處境。

劇情描繪在外台戲班長大的阿傑，懷抱成為主演的夢想，卻因父親舉債牽連戲班，他在緝兇過程意外犯下重罪，被關進少年監獄。阿傑的人生定格在禁閉室。直到來歷不明的阿猴出現，帶著香菸、酒和泡麵一次次探訪，逐步引導阿傑開始回望過去。那段從未被正視的生命歷程，第一次有了被傾聽的可能。

阿傑的生命低谷從禁閉室開始。入獄後，他的名字在制度運作下迅速被約化為「暴力犯」，放進「問題少年」分類。分類名稱取代個體存在，他跌進語言與身份的邊界。禁閉室因此成為雙重象徵——是物理隔離空間，也是語言與存在的禁制所。此時，劇作提出的命題浮出：當一個人被噤聲，他要如何識別自己？如何回應他人對他的定義？最終是否只能接受他人代言的命運？有趣的是，阿傑成為受刑人的歷程（被大群體排拒、喪失語言、被代言），和歌仔戲處境意外有些重合。

《低・俗・畫本》便在這樣的結構中，牽連起阿傑的故事與歌仔戲的文化身世，揭示它們如何一同承接那些無法被言說的裂縫與殘缺。

在《低・俗・畫本》裡，命理被設定成某種非正規的心理照護。紫微斗數、籤詩和面相——這些通常被視為娛樂或民俗的工具，變成建立熟悉感拉近心理距離的冷讀術。阿猴斷命，無意提供標準答案，嘗試建立特定情境，引導阿傑明確說出過去經驗。命理的意義被轉化，它成為傾訴的安全空間。在這個場域，阿傑得以自我表達，被理解，而非矯正。

低・俗・畫本（烏犬劇場提供╱攝影林育全）

籤詩和阿猴是貫穿全劇的重要隱喻。首先，第一百一十四籤「樊梨花渡寒江」數度出現，依情境安上不同的籤詩解讀角度，從下下籤、武將烈性到負面事件的翻轉脫逃，一步步重置阿傑的人生。命理在此不扮演論斷者，反而讓那些不符合主流經驗的生命歷程，展開新解而帶來療癒。療癒回到最微小的陪伴開始，是無數次的訴說練習。阿猴用命相打破阿傑的沉默，勾出深藏心傷。兩人關係推進的過程，同時讓觀眾意識到邊緣者不存在體制可見範圍，他們被隱形，因此失語。

然而，《低・俗・畫本》除了處理存在的邊緣性，作品形式選擇也涉及語言與文化身份的命題。當歌仔戲音韻與青少年粗語同在，帶來高張的聽覺感知落差。種種不安和錯位產生異音，也是作品「實驗」的核心之一，讓人正視語言底下潛藏的不對等結構。這番語言權力和文化位置的挑戰，將傳統戲曲定位命題推向觀眾眼前：被視為傳統戲曲的歌仔戲進入失能少年的生命語境，究竟是賦權？或僅是策展需求下的形式裝飾？更深層的一系列命題可能是——戲曲小劇場的包容性何在？戲曲是否有可能承載不符預設追求的語言？觀眾是否願意開放？

《低・俗・畫本》無意提供結論，一如它不以英雄式速解處理創傷，而是讓那些被忽略的苦痛漸進揭露，持續低鳴。劇場作為公共空間，正為照見不可見的幽微事物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