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行為藝術、觀念劇場與地境舞踏的港台合作《無用的聖餐杯》，選擇在台南市大學路18巷民宿Dorm 1828宅院的天井與巷弄的轉角作為演出的空間。《無》的概念來自兩個文學文本，中國流亡詩人雪迪《徒步者的旅行》、愛爾蘭作家喬伊斯《都柏林人》中的〈死者〉短篇，文本談論著政治、歷史與社會環境下主體／肉體意識的衰敗，將這種昏暗腐敗的情狀，連結到歷經外來國家殖民的香港與台灣，過往歷史遺留下的陰鬱，《無》試圖向觀眾提問，我們是否正陷入某中被遮蔽的狀態，無法看清自己？

顯然，當下無法將文宣上從兩個文本發展而來的嚴肅命題與觀看經驗連結在一起，而是透過演出後的回想與文本的再理解，從文學性的概念轉換到身體的行為演出，對應到所謂「現狀的麻痺狀態」【1】，《無》如何透過莫穎詩與顏佳玟兩位兼具三重身分，既是演員也是舞者更是行為表演者的身體，和命題與空間產生關係？

比起傳統劇場重言說的理性方式，在《無》的行為表演中，我感受到更多是身體感官的激發與想像。換言之，表演者的身體如何引起觀眾對於命題的想像與不可想像，甚至打破那層命題式的遮蔽，透過可視的演員身體，某種黑暗晦澀化的污穢身體，來重新復甦我們趨於日常化與平庸化的五感經驗：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五種感覺。

首先是街角外，肉的餐桌。觀眾在夜晚中睜開雙眼，打量著在巷弄轉角的表演者莫穎詩，如何從屋內推出來的長桌中，取出成串堆疊的生肉、撒上白色粉末、啃咬頻果、掛上梯形木框、赤腳踩踏在骨頭與生肉之上的視覺痛感，同時又不得不被往來的行人、腳踏車與機車路過的聲響干擾。冷風吹撫，彷彿聞到那生鮮的肉味與冰冷的體溫。現場演奏著澳洲古老樂器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塑膠製的長管聲發出的魔幻合成噪音，莫穎詩試圖聆聽那串無聲之軀的「肉」聲，捧著生肉屈著身緩緩步入屋內。

進入屋內圍繞著天井的空間，有些觀眾選擇到二樓的陽台階梯上觀看，表演者顏佳玟已經在被圍起的露天空間中站立著，地上有八個長型大冰枕，些許已融化成水和土混成深色的泥，她手舉著一杯紅酒，地上置放者九個玻璃杯，其中一杯怪異的裝著一隻金魚。耳邊傳來緩慢的水滴聲響，顏佳玟正等待著觀眾入場，她清楚意識到群眾的在場、卻又專注在自己的行為表演中，帶著某種無法言說的恐懼感。她將手中的酒杯摩擦過其它酒杯杯緣的清脆聲響，拿針筒吸入紅酒，再射入右眼、口、左耳、右耳，然後自我灌飲紅酒，接著把自己灑滿紅酒的衣身朝向冰枕床臥去、撫摸、伸展、旋轉，如杯中金魚在有限空間中不斷振翅呼吸般。在這一小塊濕潤的土地上，有一棵幼年的小樹，一個孤獨者，向觀眾展示著某種能引起強烈身體感與空間的黑暗想像，甚至帶有幾分危險的氣息（表演者不小心打在冰枕上摔破的玻璃碎片）。在顏佳玟的行為演出中，除了視覺與聽覺的感受，空氣中亦瀰漫著紅酒的香氣、冰枕的冷度隨著衣緣滑落的水滴將一種彷彿可以伸手觸摸的視覺感帶出來，彷彿只是看著，我們的皮膚也感覺到了冰冷。

演出中和觀眾有直接身體感的交流，恐怕是兩位表演者分別兩次在演出過程中隨機和觀眾近距離的接觸與對視有關。第一次是顏佳玟離開冰枕後拿起酒杯，遞給觀眾，觀眾也隨即和表演者一起喝下混合著演出過程的濁酒，接著給出第二杯，另一位觀眾則沒有嘗試去喝，而是將酒杯放到身旁。第二次則是後段顏佳玟從白色不透明塑膠箱將莫穎詩倒到地上所挾帶出來的小冰塊，莫穎詩在此段帶有猙獰與舞踏痕跡的身體表演後，用衣群撿拾起地上的冰塊，遞給觀眾，她的手極度貼近觀眾的臉龐，邀請觀眾一起將冰塊含入口中。這樣近距離的，表演者的身體韻律與溫度，和觀眾溫暖身軀與安全的觀賞位置，有著失去兩者平衡的微妙時刻。

視覺之眼、聽覺之耳、嗅覺之鼻、味覺之口舌與觸覺之皮膚，《無》結合戶外街角與室內開放天井之空間的行為演出，的確重新喚醒了日常化、僵直化與麻痺化的身體感官。但若是針對演出所關注的港台兩地的殖民命題來看，恐怕無法直觀地透過演出來理解與消化，還需要觀眾更多的主動閱讀與介入，帶著從演出當下被激發的「有感」，重新關注歷史與當下。

註釋

1、文宣中提及：「反覆被殖民的台灣，當下在心靈、社會、政治、權力及文化上，有待進行解剖、清理與診療『麻痺』。我們恐怕並非死於肉體上的癱瘓，而是死於『精神的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