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尹良豪（2026年度專案評論人）

當拿起麥克風，所唱的已經不只是自己的歌

鏡球轉起，熟悉的粵語流行歌輪番響起，舞臺很快便被香港K房^【1】特有的喧鬧氛圍感拉滿。李婉晶一個人站在臺上，從開場直到結束，沒有另一名演員替她接住角色，也沒有龐大的舞臺景觀替她分擔敘事；她唱歌、說話、模仿歌手，在人物與時間之間迅速切換，表演卻不顯得用力，反而有一種清新、鬆弛而準確的節奏。她不是在「扮演」一個香港人，而是在重新走過自己曾經生活過的香港。

《卡啦OK》（下稱《卡》）最初帶給我的感受，並不是一齣正在講述香港歷史的戲，而是一個人把自己的童年、家庭、父母、歌曲與城市記憶，一件一件從身體裡拿出來。直到那些歌逐漸與父母離異、父女疏離、父親移居美國、後來罹患阿茲海默症，以及香港從英殖時期走向1997之後的歷史彼此碰撞，我才意識到：這場卡啦OK真正唱的不是「香港曾經是什麼」，而是一個人在香港的歷史裡，究竟如何成為今天的自己。

父女之間，始終沒有真正唱完的一首歌

要理解《卡》，首先不能急著把它放進「香港歷史劇」的框架裡，因為它最根本的起點其實非常私人——那是李婉晶自己的家庭。從舞臺上逐步浮現的生命故事裡，她的父母早年離異，她跟著母親成長，父親則逐漸離開她的日常生活，後來移居美國；父女之間並不是完全斷裂，而是一種更難處理的「存在過，卻始終不夠靠近」的關係。也正因如此，當父女多年後約在K房見面，這個空間便突然有了不同的重量。它不再只是香港人熟悉的娛樂場所，而成為一個女兒與一個並不真正熟悉的父親，重新試著認識彼此的地方。

作品裡反覆出現的點歌、歌唱、模仿與人物轉換，也讓「唱歌」變成一種不必直接說破的溝通方式：有些父女之間沒有說完的話，先由一首歌代替；有些共同記憶無法用完整的敘事拼回來，只能透過一首歌重新試探。在這個空間裡，它允許人唱別人的歌、借別人的情緒說自己的話，也允許人在笑鬧裡暫時逃避真正難以面對的事情。

父女多年沒有真正靠近，第一次在K房見面時，那份不自然其實沒有被正面說破。李婉晶反而讓自己一個人快速切換角色，以帶著港式幽默的口吻把場面撐住；笑聲看似是在化解尷尬，實際上卻也像是在替父女兩人暫時遮住那些難以啟齒的話。對父親而言，女兒從小留給他的印象，似乎始終與「她很愛唱歌」有關；於是當語言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歌反而成了他仍然認得女兒的方式。

因此，卡啦OK在《卡》裡並不是一個漂亮的懷舊符號，而是一個讓關係重新發生的空間。它既是相遇之地，也是記憶的容器，更是兩個疏離的人重新確認「我們究竟還剩下多少共同經驗」的地方。

卡啦OK（天台製作提供）

還沒認識，就先失去

然而，父女關係真正變得嚴肅，是從父親後來罹患阿茲海默症開始。因為對一個從小與父親不夠親近的女兒而言，父親失去記憶並不只是「至親生病」這麼簡單；她面對的其實是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如果我本來就還沒有真正認識你，那麼當你開始忘記，我還能從哪裡認識你？

這讓前面卡啦OK裡的「唱歌」產生了新的意義。歌曲原本可以成為父女之間重新建立共同記憶的媒介，但當父親逐漸失去記憶之後，歌曲也開始顯露它的有限性。人可以把一首歌錄下來，卻不能把一段父女關係完整保存；可以留下影像，卻無法把彼此的情感一起封存。於是，《卡》最深的傷口並不只是「父親忘記了什麼」，而是一個女兒終於開始想理解父親時，他卻已經逐漸失去成為「父親」的記憶能力。

這也使我重新理解作品中的時間感。李婉晶不是單純從「童年」講到「成年」，而是在一段已經回不去的家庭關係裡，不斷往返於現在與過去。父母離異是第一道裂縫，父親離開香港是第二道距離，而阿茲海默症則讓這段距離從地理上的「遠」變成記憶上的「消失」。父親曾經離開她的生活，而最後，連父親自己都可能離開自己的記憶；這兩種離開交疊在一起，才使這齣戲的家庭故事真正具有重量。

更讓這段父女關係難以被簡單歸結為「和解」的，是兩人之間曾經有過一次真實的選擇：父親邀請女兒到美國生活，她卻因為生活方式、環境與自己對未來的想像不同而婉拒。那不是誰對誰錯，而是一段關係裡始終存在的距離。可到了父親記憶開始消退之後，這個距離卻出現了令人難受的反轉——病床上的父親仍然想在電話另一端聽女兒唱歌。當他已經越來越難記住人、事與時間，卻還想聽見女兒的聲音，歌曲於是第一次不只是父女相認的媒介，而成了父親還能辨認女兒的一種方式。

從家庭視角回望香港歷史

當父女關係走到這裡，作品便自然地從私人記憶向外擴張，而我認為這也是《卡》最有野心的一層：父親與女兒之間的距離，並不是發生在真空裡，而是發生在一個同樣經歷巨大變動的香港。

李婉晶以自己作為香港80後的生命時間作為軸線，回看香港從英殖時期一路走向1997^【2】之後的城市變化。麥理浩時代的城市建設與「十年建屋計劃」^【3】，因此不只是歷史背景。1972年香港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目標是在1973至1982年間為180萬人提供具獨立設施的居所；1973年香港房屋委員會成立，香港的公共房屋發展也進一步制度化。這些史料一旦與一個孩子的成長記憶放在一起，便不再只是「香港歷史」，而開始成為一個人生如何被一座城市的制度、建築與政治時間悄然塑造。

更重要的是，1997在作品裡並不是一個可以輕易翻頁的年份。對當時還年幼的李婉晶而言，可能只是一場電視裡的大型典禮：作為合唱團親自獻唱的驕傲、英國與香港旗幟下降、查理斯王子出現，大人們談論著香港的未來等。但多年後再回頭看，那些當年未必理解的語言與承諾，才開始具有另一層意義。

因此，筆者不認為《卡》是在替香港「講殖民史」。更準確地說，它讓殖民歷史從宏大的政治敘事退回一個人的身體：一個孩子聽過什麼歌、看過什麼電視、如何理解父母的選擇，以及成年後如何重新看待自己的出生年代，全部都可能是歷史留下來的痕跡。

而這也是作品最值得臺灣觀眾停下來的地方。香港與臺灣的殖民經驗當然不能被簡單畫上等號，但兩地都可以從中追問同一件事情：當歷史不再只是課本上的描述，而已經進入我們的家庭、語言、歌曲與身體，我們究竟要如何辨認那些「看起來只是日常」的東西，其實曾經被歷史塑造？

卡啦OK（天台製作提供）

科技能保存影像，卻未必能保存記憶

也正是在這裡，舞臺上的科技使用開始與整齣戲真正接上。那臺厚重、帶著明顯年代感的復古電視，是我觀看時很難忽略的一個物件。它代表的是一個過去的觀看時代：電視很大、畫面有限，家庭圍繞著同一個螢幕觀看世界；但舞臺另一端又存在當代的投影、錄像、聲音設計與音樂剪輯。兩種媒介並置之後，作品便不只是「把香港舊時代做得很復古」，而是讓兩種不同的記憶技術同時出現在眼前。

這一點尤其值得放進現今的表演藝術脈絡裡談。過去的人透過電視記住歷史，現在的劇場則可以透過數位投影、錄像、剪輯與聲音處理，把已經消失的畫面重新召回。作品中的歌曲也不只是完整地唱完，而是與不同時間、人物、影像與敘事彼此切割、重組；這種音樂「剪接」其實很像我們今天理解記憶的方式——不是一條完整的線，而是一個個被重新打開的片段。這也與李婉晶在創作過程中反覆整理、剪輯自身生命經驗的方式形成呼應。

但此處恰巧出現一個我認為非常有趣的矛盾：科技可以越來越精準地保存影像，人的記憶卻仍然會失效。

所以，當舞臺一邊有老電視，一邊有數位影像，而故事裡的父親卻正在失去記憶，三者其實形成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對照：媒介正在變得越來越強，人卻沒有因此變得更能記住。影像可以保存父女珍貴的合照，歌曲可以保存某個年代的文化，檔案可以證明1997曾經發生過，但它們都無法真正保存「一個女兒如何理解自己的父親」。

這是我認為《卡》在科技與表演藝術之間最值得被討論的地方。它沒有必要證明多媒體有多新，也沒有必要炫耀舞臺科技有多豐富；真正重要的是，當科技成為記憶的工具之後，它反而讓我們更清楚看見人的記憶有多麼不可靠。

唱到最後，只剩下自己

因此走到最後，我反而不願意把《卡》簡單歸類在一齣「關於香港文化的作品」。它真正動人的地方，是李婉晶沒有站在歷史之外替香港說話，而是把自己的家庭史、父女關係、成長年代與對歌曲的感情全部暴露出來，讓那些私人經驗與香港的殖民歷史、1997以及城市變化互相貼合。她從頭到尾一個人站在舞臺上，卻必須讓自己的身體承擔幾個不同年代、幾種家庭關係，以及一座城市的歷史重量；這也是為什麼她的表演不能只以「一人分飾多角」來概括，真正重要的是，她讓同一具身體同時成為女兒、父親、孩子、邁入中年的自己，以及一個正在回望香港的人。

而這也使「卡啦OK」這個空間完成了最後一次轉變。它一開始是娛樂場所，後來成為父女相遇的地方，再後來成為保存家庭記憶的地方，最後卻變成一個人重新確認自身身分的地方。她唱的不再只是父親、母親或者童年，而是「我是怎麼成為現在的我」。歌曲、老電視、歷史影像與多媒體，都只是幫她回頭看的工具；真正必須面對的，始終是那個無法被任何工具完整保有的自己。

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不是「香港究竟變成了什麼」，也不是「父女最後有沒有真正和解」，而是：當父親逐漸忘記女兒、城市逐漸改變、媒介不斷更新，而一代人的青春也從流行文化走入歷史，我們究竟還能靠什麼證明自己曾經在那裡生活過？

也許就是一首歌。

因為歌可以被重新唱起，香港卻不能被原樣唱回來；父親的記憶可以消失，女兒卻仍然記得唱過什麼給他聽。於是，李婉晶一個人站在卡啦OK裡唱到最後，唱的其實已經不只是自己的家庭，也不只是香港。她唱的是一個人如何被歷史留下痕跡，又如何在歷史逐漸遠去之後，努力辨認自己究竟是誰。

而這或許正是《卡》最值得大家聽見的地方：殖民歷史從來不是停留在檔案裡的過去，它有時就藏在我們會唱的那首歌裡，藏在父母與我們之間沒有說完的話裡，也藏在一個人站上舞臺、拿起麥克風之後，身體仍然記得、卻已經說不清楚的那些事情裡。

注解

1、此處所稱的「K 房」即卡拉OK獨立包廂（Karaoke Box），1990年代起在香港迅速普及。

2、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邁入後殖民時代。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不僅面臨與中國大陸在經濟、文化及基礎建設（如港珠澳大橋）上的深度融合，同時亦經歷了本土意識興起、人口結構改變與產業結構轉型等挑戰。殖民時期留下的文官體系、房屋政策與新市鎮規劃持續運作，但隨著政經環境劇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與公共空間治理亦隨之展開深刻重構。

3、麥理浩為第25任香港總督（任期 1971–1982 年），在其任內推動多項重大社會改革。1972年10 月，港府正式宣布「十年建屋計劃」，目標在10年內為180萬居民提供具備獨立衛生與廚房設施的公共房屋。此計劃促成了1973年香港房屋委員會的成立，並與沙田、荃灣、屯門等第一代「新市鎮」開發深度結合，將人口從維港兩岸過渡分流，對香港後來的空間規劃與階層流動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