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丁家偉（表演藝術工作者）

「在人與神仍然共存的遠古年代，天地失序，災難降臨。人們相信，唯有選出五名青年獻予神靈，才能讓紛爭止息，使土地重新恢復和平與繁盛。」^【1】

「獻上五名青年以換取和平」這個交換條件的成立，形塑整個儀式的主體。然而，《我回來了－做一部作品給自己的靈魂》（以下簡稱《我回來了》）並沒有懷疑生命與和平如何對等交換、沒有個體經驗與群體敘事的權重。《我回來了》是一部無情側錄的紀錄片——關於儀式如何被堆砌的一磚一瓦，一個沒有名字的古老傳承與其原初形狀的捏塑、一幅失落於時間洪流的族群想像、一條隨著鼓聲擺盪的起伏線、一首深遠悠揚的古調、一場滿是身心靈的獻出，以及一次次母親與孩子、當代未來與歷史、儀式與本質，甚至是我與每個熟悉的抑或未知的你，能遙遙呼喊、映照彼此的方式。

事件通常具有完美的秩序，
比日常生活更完美的秩序。

——三島由紀夫〈馬戲團〉^【2】

其實，毋需任何語言敘述。《我回來了》僅透過桑布伊的吟唱、優人神鼓們的肢體、出神入化的鼓聲，三者已然交織出一個完美秩序的原始部落——當所有日常聲響在無數可能中錯落成曲時，生命為了生存的日常，展現出不在語言闡述範疇中的「生」的純粹。蜇伏體內所有的、不同的能量被逐一調動起來，起於災難的暴亂、承於對比的秩序、轉於獻出生命如掏空每一寸靈魂般不知疲倦地狂舞和擊鼓、合於不同時空裡最最輕柔的呼喚。整場演出即為事件，供述了儀式的由來，也同時引領所有人經驗儀式、見證儀式、完成儀式。囊括表演者與觀眾，在當代不斷上演的認同失落中，一片一片撿拾起各自的名字，拼湊每個族群最悠遠的神話。

《我回來了》無時無刻呼應著「我回來了」，帶著向性各異的我們，一起回來同一個作品中，恰如其分地找到各自合適的位置——這個已經跳脫固有不變的觀演關係——觀眾不再只是觀看，表演者也不僅僅只是完成指令，《我回來了》消彌舞台鏡框的邊界、族群的分野、權力階級的壁壘，我們迴游在生命湍流，在古調中；我們追尋某個已經離開卻難以忘懷的身影，在鼓聲中；我們反身擁抱差點忘卻呼吸的自己，在儀式中。當觀眾不再需要依賴語言、台詞來理解作品，我們能暫時逃離文明的枷鎖，凝視作品的同時映照著每個靈魂的所有承載，沒有人知曉這趟溯源會前往何處，只是沒有跨出第一步，人們對生命無盡追求之於終日盲目活著，無疑是另一篇漫長但彌足珍貴的新篇章。

有別於筆者曾評論過的《鼓聲圓滿》這部禪意十足的作品。^【3】在《我回來了》這部作品中，優人神鼓戮力地把過往銘刻在身體上的種種印記去蕪存菁，剔除著任何沾染一絲宗教氣味的肌肉記憶。少了滿是凝鍊、一絲不苟的俐落和肅殺，脫去籠罩神秘符號的想像。《我回來了》從開場的一面大鼓上斑駁著一些樹影，以及暈染在中央的一地柔和的白光，預示著不同以往的優人神鼓即將現身。隨著桑布伊穿透心口的嗓音，開展了讓觀眾既陌生又熟悉的敘事，就像每個代代相傳的床邊故事，那是一個百聽不厭的傳說，訴說著災難的年代、憂心的母親、犧牲的青年、殘酷的儀式、終結的時刻，以及再次被喚起的靈魂。優人神鼓選擇了最純樸、直白的方式，不帶任何花俏的只專注於說好一個故事，也展現出優人神鼓創作、發展多年的底蘊——他們證明了無論是鑽研鼓藝與身體的極限，或是鋒芒內斂的單一敘事，優人神鼓都有好勇力爭的昂首之姿，也可以穩步扎根的謙遜躬身。《我回來了》夾帶著去年台東池上的稻浪，成功轉化土地、族群、神話與儀式，讓觀眾能從日常中尋找秩序，在優人神鼓的鼓中直面神話，從作品裡參與儀式，在儀式中回歸內在。比較可惜的是，演出中那道不斷響起的旁白，在這部沒有對白，也不需要對白的作品中，任何帶著被建構的符號、敘述與定義，相較於共鳴度極高的演出之下，便顯得刺耳多餘。

最後，別開於前述得感官經驗上的精彩，更讓筆者震驚與反思的，是《我回來了》作品中，以原住民族古調為基底的敘事脈絡。並不是在解構民族認同，亦即整部作品不在探討任何族群的歷史真實與虛構，而是越過不同族裔間的差異，拒絕了可能排他、異化的歷史性爬梳，正如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所關切的：形塑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核心在於歷史化與相對化民族認同。《我回來了》以神話與儀式作為每個觀眾心中對於民族想像的最大公約數，用百年於此地的原民古調，試圖解消來自不同認同之間有限的（limited）疆界。這步勇敢的跨界，或許正正呼應著當代社會，我們可以在日常完美的秩序中——誠如作品尾聲的最後一句話：「那些失去的，其實是回來了。」——一起越過風雨，重返最純淨的露水之地。^【4】

注解

1、節錄自演出節目單，頁11。

2、： 三島由紀夫；劉子倩譯，《盛夏之死：失序美學的極致書寫，三島由紀夫自選短篇集》，大牌出版，2016，頁87。

3、丁家偉，〈圓滿的歸一和皈依——優人神鼓《鼓聲圓滿》〉，表演藝術評論台，2021/12/27。

4、節錄自演出節目單封面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