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廖建豪（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在國際藝術節中，戲劇作品的跨國演出凸顯了全球和在地之間的互動關係，當我們將作品選材視為一種全球與在地的平衡結果，何以構成作品中的「全球性」和「在地性」則值得令人從中探尋。若退而從相對簡化的角度看待藝術節的「國際性」組成，或許可以說它是源自於國外團體與國內團體的共同建構，在這個脈絡中，「台灣樣貌」的展現也似乎成為一種藝術節中的期待與責任，國內戲劇作品除了具有在地性輸出的使命，也必須富有足夠的「台灣色彩」，而不單單只是一個建立於在地脈絡的產出。以這樣的觀點來看，《阮是廖添丁》似乎恰好地掌握了更多在集體想像中一致認定能展現「台灣性」的符號，透過傳奇人物廖添丁所含載的本土想像，與鑲嵌於日本時代的「鄉土性」，作為一種合成「在地性」與「台灣性」的戲劇策略，並反思以男性為首的歷史記事，在諸多檔案史實與文獻分析上，進行對集體想像的性別顛覆。

 《阮是廖添丁》的戲劇背景設定在1920年代的日治時期，故事圍繞著三位女主角，包括魔術師Crystal（王世緯飾）、文學少女Yuli（陳守玉飾）和童養媳阿珠（吳靜依飾），因緣際會之下，三人基於異曲同工的自由嚮往而進行女行結義，以「廖添丁」之名走跳江湖。而三位角色的塑造靈感源自於不同的歷史人物，分別為明治時期日本魔術師松旭齋天勝、文學少女黃鳳姿以及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另外，根據編劇施如芳所闡述道，劇中有錢人家少爺張翔飛（洪健藏飾）的倒掛飛起，劇末魔術師Crystal帶來的莎樂美魔術秀，這些元素隱喻了臺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的故事和賴和詩詞「頭顱換得自由身，始是人間一個人」的意境。然而，儘管劇作背後有著許多基於歷史素材的延伸和改編，可在過度嬉鬧與扁平的劇情主幹上，藉由三位女性扮演廖添丁所欲傳達的性別政治意義仍然令人費解，廖添丁所含載的「行俠仗義」之氣，與女性掙脫束縛而追求自由慾望之間僅是擦邊的關係。

若論述女性議題為此劇作的主要企圖，那麼劇情中的角色性別、時代背景、情節設定等細節似乎沒有缺一不可的必要性，這意味著其來有自的角色原形，已經失去了作為基底的意義，再多的文獻撐腰也只能算是「志在參與」。此外，日本時代的背景除了結合劇中的多元元素（動漫式投影、旋轉舞台、歌舞場面、台語饒舌、歌仔戲），以發揮增色的作用以外，也僅能為「台灣性」做表面上的加值，無法如願地讓豐富的史料基礎在戲劇中得到適當的發揮和連結，而細節之間的高替代性也更凸顯出作品缺乏一個扎實的敘事核心。儘管說高度娛樂化的走向開拓了一種當代作品論述歷史的不同可能，卻也消弭了著手議題應有的嚴謹性。因此，《阮是廖添丁》既希冀在闔家娛樂的通俗基調上如「爽劇」般地大鳴大放，也想透過顛覆角色性別的女力再現論述議題，有些過於貪心而令人捉摸不定，如同劇末五位女子們大聲疾呼「屬於我們的廖添丁」的聲勢磅礡卻使人一頭霧水。

個人而言，歷史的娛樂性產出無關過多道德上的牽掛，唯獨劇團若欲將作品定位於純粹娛樂性質的演出，不如就始終貫徹盡情玩樂的態度。然而，《阮是廖添丁》在「爽劇」的脈絡下，將現代的性別意識與日本時代的台灣鄉土樣貌進行嫁接，卻缺乏足夠的參照點便召喚當代觀者凝思以男性為首的歷史樣貌，這不僅無法促成集體對於歷史與認同的新的想像，此外，以檔案作為原形的象徵性意涵，也無法在史料的娛樂化產出中，將觀眾引領至一個有意義的現代資本主義消費空間，以看見今昔的差異。因此，歷史在這樣的脈絡中，除了擬仿（simulation）的作用，便成為了無用的、與現實世界沒有真正關連而只供消費娛樂的東西【1】；《阮是廖添丁》「魚與熊掌兼得」的戲劇企圖，亦使得「廖添丁」淪為歷史商業化進程中被觀看和消費的空洞載體【2】，以及國際藝術節中單薄的「在地性」／「台灣性」符號。

註釋

1、 參考邱貴芬，〈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激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第32卷，第四期（2003年9月），頁50-54。；Willis Anne-Marie. 1995. “Photography and Film: Figure in/of History.” Fields of Vision: Essays in Film Studies, Visual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 of California P. 88。

2、 參考邱貴芬，〈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激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第32卷，第四期（2003年9月），頁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