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佳伶（專案評論人）

舞台以一個單面敞開的幻術箱形式迎向觀眾，座位席正視的立面處有著首要視線的投影，一路可延伸至舞台的地板與前緣，但真正如臨眼前的是像蟬翼般的薄膜投影，包覆了整個箱型的開闔面，舞台正是建置在如此的影像裝置中，它令人聯想起舊時代以映像管顯示的箱型電視，不同的是已從二維的視網膜影像，轉化為三維的舞台幻覺空間，猶仍記得初識這個箱型螢幕之時，冥頑恍然中認為真有小人兒在侷促的空間中舞動，今日坐進《墨》的觀眾席又重新召喚起同種由視覺引起的身體感知，而這種感知的錯覺卻被真正的實現出來。 

在此作品中的媒材特性，將書法化約為線條，透過機械程式轉化為身體的構成，皆能被充分揭露並精練其形式，伴隨著音樂而來的影像，似乎就顯得十分曖昧，影像的內容屬於線條，其擴延出的感受轉印於身體，那影像媒介究竟擔負怎樣的任務？童稚蒙昧時困惑於箱型螢幕中到底如何藏著舞台，移動身體勉力轉換聚焦視角，卻只能見識隱約的光點遍布於平面之上，絲毫不可得知轉換其間的物件距離，只能渙散望向其中，面向《墨》的舞台，由於投影的象限分布，有著不同的層次深度，當身體由暗處的邊角划向舞台的可見中心，我們似乎都能跟隨著音樂節拍，掌握舞者舉手投足時，擺弄著空間聚合的張力，這些投影在空間中的射線，能普照映射入每位觀眾的眼簾，不論坐的或遠或近，或偏移或中心，我們都獲得了舞台的全面展開，自覺感受到了觀看的最佳距離，錯視的幻術於是再次實踐。 

人與機器人共舞的篇章在《墨》中出現唯有一段落，但或許可藉此推展出身體在作品中的關聯性，機器人能站上舞台如同真人舞者一般，歷經許多過程，諸如發展動作、修整細節乃至與影音相呼應等，但為機器人編舞應和舞者工作有所不同，機具並非是適合反饋的載體，而是設計來精準執行任務的，編舞的對象受到連串程式編碼所喚醒而驅動，它像是忠實執行意志的物質世界一員，與其說機器人被賦予一顆鮮活的本心，不如說是編舞家傳導了自身獨特的靈氣，在這原本不為活物的物件上，它作為創作者分身的能量，必然高張於被視為擁有主體性的姿態，機具擁有天賦的靈魂，和被承載了舞動的條件，是否擁有高下之別，我們不應忘卻它作為共舞者的身分，必須和編舞家一同呈現演出，機具的肢體是牽動，更是要謀合於它的舞伴，機器人能被塑造的個性，要能確然大於自我的賦形，保有最大的緊密與共構的關係，機具遂能彰顯它作為媒介的特性。 

為機器人編舞暨共舞的過程，先是藉著程式複寫了自我的意識，再由機器人傳達了片段舞作，作為創作靈光物質化的重現，編舞家的加入撮合了舞蹈的模組，構成思維之我與肉身之我的共舞，透過身體與機具的裝置，讓前置的意念與當下的觀想再度交融，開創了回返自身的迴路，在舞台上流露創作與演出時刻兩種不同的狀態，啟發觀者的反身性想像。而表演肢體的展現，也揉雜有相異的風格，綜觀瀏覽時，易於感受到舞者單向度的強勢動態，駕馭其上並充滿控制力道，顯示有主從關係；細部檢索時則會發現，舞者協調並濟的軟性回應，醞釀著動作使其節制內斂，保有對精工造物的崇敬，在兩種氛圍的對應中，或許可以討論一個問題，我們真正能期待皮諾丘變為一個小男孩嗎？機器人可脫離被制約而擁有一顆心嗎？科幻小說家為機器人訂立了三大定律，設定了機具必須臣服於人類之下的原則，庫卡在它的工作場域甚至是舞台，應也被約定須與人類保持相對距離，編舞家先是突破了一層困境，在試煉與排演中增加安全與表演性之後，超越邊界還值得被想望嗎？ 

或許其他方向的回響才是正途，人與機具錯位及並置的同步中，實則是運用視覺的距離，拉近與觀者的心理關係，其他舞者與投影線條共舞時，覺察舞者個人擴張的主體性，不會是主要的觀察點，反而是身體在鬆弛的狀態下，相較能融入線條影像交錯的整體舞台，如果媒介被越界表露，我們會感知共同構成的兩者正走向一種套路，反之處於收斂藏鋒的況味中，愈能展現合而為一的真功夫，在這個不同媒材交織的獨特情境裡，探索媒材的邊界不再是首要重點，讓銳利之處的弱化、模糊空間的增加， 有助於整體感覺的調控與掌握。 

影像裝置讓觀者彷若身處作品的核心，而舞台上能動能靜的身體，卻能貫穿整個創作，讓想像力從外部至中心雙向位移，複數的洞察點在背景分歧的觀者身上，皆能發揮效力，有時在觀演的當下，會思及如果只能擁有片面的視角，或者視覺產生空缺，看到的能否還是同一個作品，在舞台媒介都均衡到位之下，創作材料應能相互補足並輝映演出，魔幻時刻或許由視覺觸動，卻是由多重感官造就，《墨》堪可啟示多元共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