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莎士比亞四百五十週年誕辰，年頭到年尾，從學生製作到環球劇院來台，當代改編或是試圖還原，各式劇種無疑讓今年好不熱鬧。台北海鷗在這一年之末改編莎士比亞《科利奧蘭納》（Coriolanus），相比上齣作品《伊底帕斯》無疑是場冒險，畢竟這並非莎士比亞常被搬演的劇本，名氣也較低，同時又是齣以羅馬共和時代為背景的歷史劇，劇團如何選擇詮釋的角度顯得相當重要。

從一系列的宣傳看來，並不意外地，導演將當代政治透過時空不對位的方式呈現在舞台上，羅馬城裡的平民人手一台手機，透過ＦＢ按讚，透過ＰＴＴ爆卦。雖然此種手法在如今許多經典的當代改編中已經不值一晒，可在本劇中卻讓你覺得，歷史演進，但是很多事情仍然沒有改變。

在觀賞此劇的同時，不免將之與王嘉明導演的《理查三世與他的停車場》相比較，同樣改編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同樣試圖在台詞中加上台灣當下語境的言語，甚至，相似的舞台設計（演員們同樣坐在舞台兩側，直接換裝）。若說王嘉明在《理》劇中與當代台灣社會的連結是導演諸多技巧之一的展現（各種後設形式及各式角色本身的流動），宋厚寬在此劇中展現的政治性是其主要目的，尤其此刻的台灣正從九合一大選中的激情稍稍回神；而莎士比亞在寫作劇本時也將英國同時期的糧食匱乏寫進，與搬演此劇的當下處境（當下的現實意義）比較，顯得格外引人思索和呼應。回到演出本身，宋厚寬導演一向擅長的歌隊式手法與俐落的舞台道具象徵，依然獨樹一幟。

劇本雖名為”Coriolanus”，主人翁的獨白相較其他莎翁悲劇是驚人地少，馬修斯（科利奧將軍）的形象幾乎是由各種戰場上的傳說與他人轉述被觀眾所理解。故從同為貴族（patricians）的米尼口中與護民官（tribunes）韋特口中，這位科利奧將軍和觀眾所見的科利奧將軍彷彿是個既高貴又高傲，既勇猛又剛愎的多重形象（現今政治人物在不同媒體的塑造下彷彿也具有多重人格）。相反的，劇中的平民（plebeians）沒有名字，總是一起出現，被想像成一個同質的個體，易受操控；台詞說「人民即是城市」，當把人民的概念抽離試圖更接近作為個體的人，看到的只能是一個又一個面容模糊的面孔。

從古羅馬到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民即是我們，不過是組成統計數字的元素，可預測卻又不可測，對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而言，大眾確實常像敵人一般，只不過馬修斯是難得一見地貫徹自己價值的統治者罷，「關於那些平民，我寧願按其價值去愛他們。」諷刺（irony）的是，英雄存在於故事、存在於歷史、存在於夢想，就是不存在於現實；現實裡沒有英雄，只有人民，在台灣社會中人民神化／英雄化一個人有多快，其神跌落人間就有多快。

如果要說從《英雄叛國ing》裡當代觀眾能找出怎樣的啟發，我想正是時候在政治上放棄對偶像的迷思與崇拜，英雄永遠只能存在於文學裡。在現實中人民／鄉民若不從只求正解（或說生命、宇宙與萬事萬物的終極解答）的思考喪失中清醒，那將是一個社會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