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乃文（2024年度駐站評論人）

由於歷史不會只有一種真相，採取什麼敘事方法呈顯一個歷史事件，其實是觀點的選擇命題。

以發生於1915年日殖時期臺灣臺南州噍吧哖（今玉井）的西來庵事件的定位，從反政府分子暴亂、早發的農運、義和團式的宗教起義、「官逼民反」的生存之戰、具民族意識的抗日運動，或「以現代民主意識，推翻專制政府」的革命，不一而足。參與者雖百分之九十是農民，但其中也包括地主和保正，廟乩與信徒，選擇敘事主角的同時也多少決定了立場與視角。

金枝演社的《西來庵》，以手抱月琴吟唱的耆老為說書人開場、串場，及收場，已透露它所採取的視角，近於民間說書的傳奇內容，未必符合正史、但契合庶民情感。然隨劇情場景而投影的事件時間、地點，又顯出正統歷史劇般對史料的考究。以線性敘事鋪陳事件始末，從余清芳旁觀農民疾苦，同時養精蓄銳等待機會，然後謀劃策動羅俊、江定等人，共同起義抗日，直至各自敗亡為止；旁及牽連在內的一般農民、日警，以及他們的女眷家屬；最後所有亡靈在幡旗招展中會合；敘事幅員相當恢宏。直述句式的敘事手法，優點是好讓觀眾隨劇情代入感情，缺點則容易限入單一敘事聲調，不利於辯證。

西來庵（金枝演社提供／攝影陳少維）

現代化治理與傳統農民社會的衝突

不過在實證式鋪陳劇情的過程中，有時也會浮出可能非作者刻意經營的訊息。樹下聽古，入廟祭神，山上摘筍，田中耕作，《西來庵》勾勒出一種桃花源似的農鄉圖景，這圖景由於外來者的侵入而發生了壓迫和痛苦。對農民來說，以「法治」為名的各種管束，是種耀武揚威的剝削，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陷入奴僕一樣的地位。可對以日警為代表的外來政權來說，他們將農民視為不懂守法、貪利、說謊的前現代未開化民，恣意凌辱；兩者對立激化到，被統治者只剩下如家畜般馴服或有尊嚴然沒勝算的反抗兩種行為模式。

事件主角外的一對兄弟，春明和春來，代表這兩種分裂立場。哥哥春明接受統治者帶來的現代化以及治理觀，考入巡查捕；弟弟則眷戀傳統農民生活，守土有責熱愛種田，最後投入起義農民的陣營。用兩兄弟的語言來說，並沒有「民族尊嚴」、「土地正義」、「自由民主」，甚或「應天命而起」這類大話，只有一定要活下來和回到以前的生活的素樸訴求，換言之，求的是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權利。《西來庵》在表達這種庶民性格上顯得游刃有餘。

用身體傾訴的庶民歷史

相對來說，起義主謀余清芳、江定、嚴朝陽、張重三、游榮等人的性格和動機就沒那麼鮮明生動。佔據大半敘事篇幅的他們，倒像勾出一張歷史背景的網的穿線人，將歷史的框架佈置出來。起義動機是民族意識或個人恩怨？恨社會分配不均或為尊嚴自由？推翻日本政權之後，希冀取代的國家或社會理想又是什麼？猶如余清芳立幟的「大明慈悲國」一樣，意義模糊，只是在講古者的加油添醋中，留下一個個義勇非凡、慷慨就義的傳奇身影。

然而整體來說《西來庵》仍是一齣好看的戲，主要由於演員們的身體氣質，結合太極、武術、民俗藝陣的身體訓練基底，原本就溯源自民間傳統，使得劇中欲重現的百年前臺灣農民社會，顯得真實可信。加上氣口（khuì-kháu）入味三分的台語，以及說書人極具韻味的彈唱，都大幅增添本劇的觀賞性。即使舞台只是象徵性地勾勒出山的輪廓，人的輪廓才是這齣戲歷史感的重要載體。

西來庵（金枝演社提供／攝影陳少維）

溢出史外的「臺客」風格

西來庵事件中最早落網的主謀羅俊，早年因抗日潛逃中國華南，逾七年返台參與起義。他與中國人的關係，意外落入日本當局對僑居臺灣的中國人的監視網，因而成為西來庵事件提前洩漏的破口。在作家李喬1970年代的歷史小說《結義西來庵》中，羅俊是起義者中少數親歷1912年「辛亥革命」的人，他成為串連西來庵義民軍與中國的辛亥革命志士，共同協助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革命家。

在金枝演社的《西來庵》中，羅俊的形象是精通卜筮、法術高強的術士，他從中國帶來同樣精通奇門八卦、運兵佈陣，隱身術和避彈法的高手「紅髯姑」和「烏番法王」，他們的穿著充滿誇張的異域色彩，分別操著廣東腔和四川話，為各方來匯的義勇軍，增添一股濃豔奇幻的風情。三人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分別殞落，紅髯姑替羅俊擋刀而亡，死前還慢動作向羅俊秀一波殉愛的純情告白。這段演出完全逸出歷史敘事脈絡，風格極不寫實，濃豔恣意誇張，即使卑微也不失詼諧樂觀，反而突出金枝特有的「胡撇仔」臺客風，充滿戲劇魅力。

西來庵事件後，被判死刑者逾九百，但實際死亡人數至今未有定據；放在現代國家治理的脈絡下，如此刑判已令人咋舌，後續的「清庄」暴力更逆人道。《西來庵》讓所有死難者魂魄匯聚高歌，宛如音樂劇《悲慘世界》的收尾場景，讓人間無法挽回的慘劇在藝術的天堂中得圓滿。字幕在西來庵事件後，疊上臺灣農運、二二八、白色恐怖等其他政治事件的死難者。然而每個殉難者、每個事件的時空脈絡各自不同，是否適合並列聯比，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