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鍾承恩（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金枝演社此次的《西來庵》，以翻轉加諸於余清芳等人身上的「土匪」與「神棍」等標籤為主軸展開。這個主軸貫穿了整場演出，例如：序幕中特意安排年輕遊客經過玉井忠義廟時，對余清芳做出「八嘎冏」、「神棍」的歷史評價；第一幕中廟口場景中，巡查補春明對「浮浪貢」余清芳的嘲諷；以及在警察大人離去後，小販重複兩次「他們才是土匪」的控訴。此外，當余清芳招攬江定時，他提出要江定為已經犧牲的人給個交代，避免他們被後代視為土匪。而在此之前，其實早已經演出了客庄眾人與日本人之間存在了怨仇，也就是說，余清芳的說服其實並不影響後續客庄眾人的眾志成城，因此這裡的對白更像是對觀眾的發言，要觀眾再次同意這個翻案的重要性。到最後余清芳被捕時，這個角色對自身的失敗、挫折與死亡毫無感觸，反而重申了「你們（日本人）才是土匪！」

然而，本應使「土匪」複雜化，讓歷史透過劇場展現出各種閱讀可能性的意圖，在《西來庵》中卻失速般地墜入「自由」的迷障之中。春來、余清芳和江燐三個角色最終都因為被納入「廣泛的自由」框架而顯得平板。首先，春來作為台籍巡查補春明的弟弟，並不想要追隨哥哥，只想要做一個莊稼漢。在農活場景中，桂枝與春來的情愫流露出他對「大家快樂地工作，自由自在」的嚮往，此時的慾望主體是他對於愛情、農活的想像，然而當春來帶著這樣的立場質問兄長「巡查補何時能夠變成巡查？」、「是你改變日本人，還是日本人改變我們？」一個滿足於莊稼生活、渴望親情的角色，突然成為了銳利的革命烈士，與春明展開暴力革命或內部改革的路線之爭。在毫無鋪墊甚至兩相衝突的設定下，兩邊的論述都變得蒼白無力。對於觀眾而言，也只看到一個空洞的身體，在其中既無農民，更無革命。春來呼喊「只想要哥哥回來」的親情，也隨後被「答應我，你要活下去，做自己」的遺言破壞殆盡。霎時間，親情完全成為了服務「做自己」口號的工具，春明最終也從作為在「三跤仔」、兄長等多重身份中掙扎的角色，成為了典型的「棄暗投明」樣板人物。

西來庵（金枝演社提供／攝影陳少維）

余清芳則先在招攬江定時，信誓旦旦地描繪了趕走日本人後建立國家、田園共享的願景，卻又在之後戰事告捷時表示沒有想過戰後的未來，想要當個自由自在的浮浪貢。事實上，這裡的矛盾反而讓余清芳保留著一些可能性，如果真的大方演繹一個因時勢所迫的「神棍」，多少亦拓寬了對余清芳的想像。然而很可惜的，余清芳在被捕前後，早已不具有任何角色魅力，反而被某種令人困惑的大敘事所替代，被捕時仍矯情地對告密的村民說「不能跪，要站得直挺挺的」，又或者在遊街時對已經「從良」的春明撂下一句：「接下來交給你了」。

江燐身上亦是如此，原本他被塑造為一個快意恩仇的少年俠客，在後山對於父親的阻攔，也是以詩意表達雲遊四海的渴望。然而話鋒一轉，卻把自己的慾望，讓渡給了以下的邏輯：「對外面的人而言，我們是無名無姓的人，我不知道自己是誰，不能光明正大的活著。」轉瞬間，江燐的格局從一個任俠的人物，轉變成不依賴戶籍制度就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卑微角色。更遑論在下半場展開戰鬥時，江燐儼然從原本的純真熱血，變成了驕矜自滿、不聽軍令的莽夫，終導致了自己的身死。而此處身死的表演形式，先以寫實的方法讓中彈後的江燐失去力氣癱倒，口中一邊唸叨著海與妻子，但編導顯然並不放過這個角色，強行讓已經無法站立的身體重新站起，直至父親江定說出「你是我最驕傲的兒子」才能好好死去。

透過上述的例子，各種各樣不同的慾望，最終都被收納進了自由的陣線中。且這種自由從形式與內容上都破壞了角色的說服力，這裡的自由到底指向什麼？在倒數第二幕中，彼時江定面臨起事失敗，決定自首以保眾人平安。此處的演出非常簡單，僅剩下江定與橘妹二人，全靠兩人對話的聲音張力。對於江定自首的決定，橘妹原本想要共赴，卻被江定以要讓後代理解的任務阻止。橘妹不僅欣然接受，並進一步提出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論述：「我會再嫁，生好多孩子，把你們都生回來，我們這代做不到的，換他們來做。」在兩人的笑聲中，橘妹再次聲明會讓後代子孫知道，他們是「最勇敢的台灣人」。

西來庵（金枝演社提供／攝影陳少維）

顯然，前述統一了所有角色慾望的「自由」，包括春來、春明兄弟的「做自己」、掏空余清芳人格魅力的大敘事，以及江燐、江定父子對「無名無姓」的焦慮，最終都指向了一個終點，那便是所謂的「勇敢的台灣人」。在這個唯一想像中，江定並不是基於歷史紀錄的自首事實在驅動角色表演，我們看到江定如何在這個框架下，一心要當一個唯一的烈士，他不僅安排好了自己的死亡，也一併安排好了橘妹、後代子孫的生存狀態。在這個新的想像之中，眾人唯一的自由，就是當一個「勇敢的台灣人」。

而作為一個「勇敢的台灣人」在此處又意味著什麼？不妨回到後山客庄討論是否參加起事的現場。此處可以聽見，江定手下的客家人，如何「要讓日本人領教他們的厲害」不僅如此，對他們而言，死亡不過就是投胎轉世再來一次，不足為懼。甚而，有人表示重來一次根本不夠，而是「再來一百次也要殺日本人。」如果這種種族滅絕式的主張不過是個人特例，那麼前引橘妹與江定的生孩子大計，卻讓這種極端不再只是一種誇飾，而是潛藏在余清芳口中「永久的和平」下的共同終極願望。而這個願望，如果不能說是一種為我而死的邏輯，也至少是一個為我而戰（至死）的邏輯，換言之，《西來庵》確實以意識形態士兵的招安，將歷史的「土匪」給一一抹除了。最後，再看到終幕亡魂聚集的場面，所謂的「大家都到了，可以走了。堅持下去，繼續走。」究竟是什麼裹挾著整個台灣史的或生或死者走向備戰的未來呢。

最後，回到金枝演社的角度來考慮《西來庵》，其中余清芳無疑是一個特別的角色，相對於上述分析的另外兩人，我們根本看不到余清芳在大敘事之外的個人慾望為何，僅以「浮浪貢」的概念快速帶過。而金枝演社對於「浮浪貢」的概念一直有著長期的關注，在《西來庵》中對於翻案的執著，可能也與「浮浪貢」不願意被特定範疇定義的生命力息息相關。然而就本戲而言，這種執著不僅影響了演出形式的有效性，甚至諷刺地在否定「土匪」的基礎上，連帶否定了所「浮浪貢」具備的複雜性，只留下唯一一條通往所謂「勇敢的台灣人」的路徑。且這條路徑似乎正不斷地向著令人憂心的種族滅絕靠近，最終導引出要求著當代與歷史，都戰鬥至死也無法方休的存在狀態，暗自說明了在「土匪」另一端的性質，不過是欲將殖民帝國取而代之的慾望。如果說「浮浪貢」原本是基於各種生存狀態下的鬥爭策略，在這裡卻反而倒置為，某種特定的戰鬥成為了唯一的生存狀態。在這種「自由」的指導下，當「土匪」被重生為國家的士兵，劇團以及當代觀眾，真的認為我們能就此解決了歷史困局，回應了海島上的幽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