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劇團走進美術館《千圈の旅》
12月
11
2014
千圈の旅(國家兩廳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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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崇真(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

河床劇團近年來頻頻走進美術館,連分配藝術補助經費的公部門評審都開始感到匪夷所思了。我想,未來劇場史必定要記上河床劇團一筆。翻開任何一本西洋戲劇史,二十世紀火熱的那一場仗,就是「劇場」對上「戲劇」的戰役。河床劇團所承繼的藝術資產,自然是來源於「劇場」這一方。在二十一世紀,這個劇團不但沒有理會戰役是否已經結束,他們單兵作戰,把「劇場」的元素:符號的空間性、演員的雕塑性、光線與聲音作為一種時間性的裝置特徵……推向極致,甚至,我已經無法去指認《千圈の旅》是一齣戲,我寧願說它是一場帶有劇場特徵、兼具時間美學與空間美學的當代藝術。

開始嘗試劇評寫作的這一段時間,我非常堅持不貿然論斷好壞。因為,藝術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當藝術評論者揮動他的筆墨,只為了貼近那一個已經根深蒂固的藝術形態,那恐怕就大大辜負了一代前衛藝術家們的歷史貢獻。就今天藝術評論的社會角色來說,我比較傾向用河床劇團自己的歷史去觀看河床劇團的改變。

身為河床劇團的老觀眾,我必須說,在他們多次進入美術館之後,這一次的作品《千圈の旅》,發生了一個明顯的改變。從觀眾的角度來說,是一種看戲時間心理感受的差異。從前,意象劇場大師羅伯・威爾森的著名劇場美學:「慢」,被河床劇團用得很透徹。所以,觀眾往往會在一種極慢、極度綿長的敘事時間中,感受到焦慮。這也是河床劇團從不對觀眾吝惜的殘酷,在慢的焦慮中,觀眾總是被迫要和自己進行對話。然而這一次,這種殘酷的時間焦慮感不見了。我反而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好似戲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我反覆思量這樣的差異究竟出於何種變化?首先,是演員的因素。總體來說,第一場戲的鍾麗美是最符合過去典型的河床演員。她的肢體變化,是流暢的慢,而且內在敘事很飽滿,遠遠超過她所釋放出來的訊息。她既像是一個引路人,帶領觀眾進入一場奇幻的風景,又像是一個殉道者,用她自己的身體代替我們接受了那一切,因此作為觀眾的我們都一同領受了。自從她隱遁於水槽深處之後,後來幾場戲的主要演員,就是河床劇團美術館時期的標準演員狀態,她們的雕塑性強,和空間場景的關係密切,她們的存在堅毅地強化了空間整體傳達出來的美學力量。

這次的場景調度,就像是多重黑盒子的奇幻組合。以這個形式來說,演員的雕塑性格,可以說是非常契合。只是,我必須承認,這樣的河床劇團發生了一場內在的質變,很可能是美術館行動之後才發生的。走到這個地步,「戲」的成分,已經被「劇場」的戰鬥路線耗盡了大半。這仍然無關好壞,重點是它絕對是一個創新而前衛的藝術行動,它甚至需要更多時間,才能沈澱下來其中的理論性質。

我們今天所身處的當代文化,絕對是一種「超文化」。這台超級巨大的機器,用文化來生產文化,我們認識、理解、對話彼此的存在狀態,總是藉著人如何偏離人性的軌道來談人性本身。河床劇團一直以來把藝術家當作創作的對象,就當代文化的性質而言,可以說是非常時尚的路線。本文,我用一種懷舊的心情解讀河床劇團的轉變,我事實上還是得到一份焦慮感——有關戲還沒有開始的焦慮——五十分鐘爆炸性的視覺佔據,卻在散場時沒有機會讓人拍手謝幕。這難道不也是對草間彌生的藝術人生,在不斷重複增生的成千上萬的圈圈背後,最殘酷的一種生命註解?

《千圈の旅》

演出|河床劇團
時間|2014/11/30 19:30
地點|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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