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來就在龐大的社會秩序中，並與之不斷磨合；我們生活於其中、受制於其中卻也重構於其中，這套建置人們認識世界與自我之方式的秩序有形貌複雜的多種臉孔，而文化與傳統是它常見的名義之一。臺灣人以廣布於島嶼上的豐富文化實踐為傲，不只標誌出個人生命經驗的軌跡，同時也形構個人的身分認同；然而可憎的是，這些軌跡往往循著對性別、對種族、對年齡多元交織的壓迫──正是這些壓迫組織了特權，以傳統與文化為名的社會秩序透過各式符碼動員這些壓迫與特權，如此方有我們口中的傳統文化與歲時祭儀。事實上，後殖民女性主義提醒我們必須認清文化的樣貌，更要瞭解到傳統與文化經常是人為挑選的實踐，是有權者經過長期霸佔實踐之後鞏固而成的結晶。透過酷兒的荒謬操作與環境劇場的假想引導，江峰的《臺彎》抽出傳統文化中的權力宰制並重新詮釋，在結構秩序的森嚴中摸索個人生命的常規與越軌；它試圖告訴我們什麼是家，卻也告訴我們沒有人能夠指認家的全貌。

該節目大致上可以被切為兩個部分：人鬼交雜的祭儀拆解與戲謔拼貼的酷兒重構。表演伊始，觀眾被邀請進入百日告別式，演員列排跪地、聲淚俱下，哀悼神主牌所乘載的逝去之人／事／物，其後銅鈴聲響，白衣女子悄然由階梯循級而下。其情淒切，卻列於末席，一如古今女性的社會位置。演員進入廳堂後在擺有神主牌的圓桌上定位，於此同時酷兒展演的破碎性不斷流動：神明桌與筵席桌模稜兩可；錦衣麗著的演員哭了又笑；分明豐飲足食的圓桌卻有桌底囚奴。接著呈現出來的是對社會秩序超乎想像的細緻呼應：由兩位家父長掌控祭祀全局，被壓迫的生命於桌下騷動，最終卻被巨大無比的力量強壓而下，父權壓迫的力量生死皆然，一如既往。有趣的是，撥開結構與秩序的利維坦外皮，編導揭露家不只是權力秩序運行的場所，在其中奪得力量之人也不得不繳納祭品給它。於是在每個人的「家」內空間中，觀眾看見了在男性凝視下成為日常的妝品塗抹、異性戀規範性中不得不為的出櫃否認、幽暗無人的空間裡對傷害他人的無奈哭喊，一句「你們為什麼要逼我這樣」從象徵家父長秩序的口中傳出，我們霎時明白無數生命碎裂於父權秩序。

緊接在壓抑無比的上半段演出，突如其來的是擴音器不和諧的尖銳噪音，無數觀眾顯露不適而掩耳，卻不見演員收手的打算。將痛苦以身體的感知傳遞給觀眾是此演出的一大特色，編導透過演員的自我傷害、有意或無意對觀眾的身體衝擊，一直到無法以掩耳阻擋的穿耳雜音，不斷提醒觀眾現象學的洞見：身體感知與邏輯經驗密不可分，唯有透過身體親自記憶這些苦楚，我們方能開始設想宰制底下的生命如何生活。待噪音戛然而止，迎接觀眾的竟是一場敲鑼打鼓的非典婚姻，新人要以舞蹈對決證明真愛、以潑水表露愛意、以踩民法象徵對舊秩序的毀壞，這一切顯得刻意也令人感到荒唐，但同時在當下卻難以否認它既自然又合理，這些破碎卻連續、立新也守舊的習俗馬賽克充分詮釋酷兒表演的拼貼性。正是因為活於傳統習俗的社會秩序中所以對這場婚禮感到怪異無比，卻也因為活於傳統習俗的社會秩序中所以能夠理解並創造「這是一場婚禮」的指認語言說。我們生於結構秩序也長於結構秩序，但超越秩序卻又根植於秩序的眼光對於打造嶄新／平等的生命經驗如何重要，是編導暗藏於這場婚禮的諄諄提醒。

選擇「家」這個社會場域作為肢解與重構習俗的再現場域，想來是因為這是絕大多數觀眾都曾於其中生活過，也生活最久的社會場域。權力的運行與隨之而來的壓迫並不是只發生在那些高大上的「社會」鬥爭，它貫穿人類的歷史與個體生命故事，我認為：凡有人群處，能見權力舞。最後，江峰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家」與習俗，卻在最後有親友選擇離去，因為權力的運行仍然存在，婚姻作為法制上利益輸送機制的現象也未曾消失，每人對家的想像不盡相同，即便異中求合，也不意味著不能離家而去，如同對其他習俗的重構，負面意義也不是離家的唯一解讀。江峰的《臺彎》模糊日常與表演的界線，它無法告訴你婚姻的祝福與努力孰重孰輕，無法告訴你地獄的呈現是否是壓迫的唯一解，無法告訴你這是不是屬於臺灣全體的意識，它創造一個本於日常也異於日常的家內空間，邀請你參與演員生命與傳統習俗的重構過程。給出一個明確的思考方針本非其意，我們只能在這個場域看見演出者「活過」後，重新思考日常與殊異／習俗與壓迫的辯證關係，唯有重新檢視自己至今包裝起來的、完整的、固態不變的包裹般的思考，我們才能在《臺彎》創造的場域鮮明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