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若是一種社會評論，不僅是提出特定社會議題做為主題，亦需進一步將主題問題化，剖切主題的複雜性，拒絕簡化的答案。香港團體影話戲的《我的50呎豪華生活》，即有意以戲劇評論香港劏房問題，舞台與敘事圍繞在空間與居住權，

現實得逼人，可與其說《我的50呎》是對香港劏房問題的嚴謹評論，倒不如說是一篇本土焦慮的潛抑文本。

先話說從頭。觀眾從一開始受到引導，兩三人一組分散進入用瓦楞紙板隔間的房間，一封母親寫給出生三天女兒的信，道盡生存之難。再到下一區，地板上用線條繪製的家屋平面圖以及眼前「小空間大快樂」真人秀節目影像，建商、官員、設計師、小業主必須在只有一組上下床鋪，廁所緊鄰廚房的房間，度過七天豪華生活。最後的主敘述場景則結合預錄的「豪華」家屋面貌與由上而下拍攝演員的即時錄投，依隨演員躺／側躺地做出打字、睡覺、攀往上舖等動作，營造一種身體溶入預錄家屋影像的漂浮感與一家四口生存的壓迫感。於此，空間不僅是以語言敘說的，也是運用舞台、影像設計而表述的。

但（至少）戲中兩段獨白，無意間掀開了《我的50呎》在對資本主義與政商複合體的批評，以及中國因素作祟的本土焦慮所交纏、拉扯的張力之下無法控制，以至於批判對象不明，搖擺於個人主義與公共對話，反而自我壓迫創作觀點的視神經，淹沒敘事的理性與完整。

譬如，一位男性以柏林的單人監獄都有100呎以上，比擬50呎居住空間，道出人連囚犯都不如的無奈，說：「如果監獄的設計有國際人權公約指引，那資本主義下的資源分配有無公約？」這句話有兩個焦點，一個是要對準資本主義開火，可是來自法國的傅柯不是早就告訴我們，監獄的懲罰是一種剝奪自由與全面監視的治理技術，而且這種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的治理技術在醫院與軍隊等其他場所同樣可見。就算不拿已經去另一個世界做田調的傅柯，許多優秀的報導與評論也都提醒、暗示我們，監獄是資本主義、當代文明排除結構的一環，那麼，拿監獄或囚犯來比較，不是反而著了資本主義的道？焦點之二，此番話迂迴地指向中國，反映香港由來已久的受殖者處境，在國家體制內無法解決的困厄，只能藉由向國際（聯合國）發話，表明心境，心理空間其實曲折無比。

再看另一段，是一位奶奶自述底層人物的悲哀，她先提到許多大陸人（推測，應指外配）來港，也是住劏房，言下頗有同理之意，但緊接著又說，那些大陸人是有補助可拿的，不像她。這麼一說，一下子用民族／國族劃分了一樣住在劏房，一樣窮困的人，要塑造一個夾縫中的人物並不容易，可是要拿另一個也處於夾縫的人來當作宣洩的對象，又欠缺更細緻的比較，僅停留於表面的列舉，這樣一來不是反而著了政府總在利用階級矛盾的道？不是反而壯大資本主義？

再回頭來說，就批評資本主義的角度，真人秀節目本來是一個兼具幽默感與創見的設計，因為參加者為建商、官員、設計師、小業主，某種程度都可說是地產霸權共犯結構的一員，可惜只要他們體驗居住空間的小，卻沒有進一步揭開更細微的人物心理，淺嚐即止，因此各個人物登場的自我敘說，也只能是個體的感性，與公共再會。

但也弔詭的，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從中感受到香港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艱難，50呎與豪華的對比，在這時血紅底滲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