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顏采騰（2024年度駐站評論人）

自2018年以來，NSO國家交響樂團（以下簡稱NSO）不再於國家戲劇院演出歌劇，而改在音樂廳推出所謂的「歌劇音樂會」，幾乎已成另一項傳統。今年配合樂季主題，演出理查・史特勞斯的音樂喜劇《玫瑰騎士》，並由準・馬寇爾（Jun Märkl）指揮，太田麻衣子導演。整體來說，這是近年最樸素且保守的製作之一，雖有亮眼之處，但只能算是一壘安打。

視覺方面，首先存在幾個微妙的對比。第一個對比在於舞台及歌者造型：往舞台上望去，樂團集中在舞台前半，後半則不見前幾年常增設的戲台，反而是升降平台則全數升起，除了幾張桌椅以外空蕩一片，和平時的交響樂演出幾無差異；相形之下，歌劇演員們則個個身著精緻戲服，在舞台上下走動穿梭，有種「走錯棚」般的衝突感。第二個對比在於服裝設計：角色定裝有些現代有些復古，如蘇菲（Sophie）於第二幕身穿現代白色禮服，僕人悉數打扮為西餐侍者，但歐大維（Octavian）則披上一襲銀色披風，散發著陰柔而仿古的印象；第一幕的伯爵夫人與歐大維分別身穿全藍及全紅，符號性相當鮮明。整個看下來，導演似乎有意透過服裝設計而給予某些暗示——現代歌劇製作的第一步，往往是透過服裝而打破文本的背景設定——結果卻是象徵主義、寫實主義與現代美學的混合。

玫瑰騎士（NSO國家交響樂團提供／攝影陳威融）

相較於視覺美學上的不平整，導演對於文本的詮釋則悉數保守，幾乎遵循著劇本指示或某種通行的製作範本來執行。舉例來說，第三幕的歐克斯（Ochs）子爵有一句「這房子鬧鬼」，於是便有了大批演員現身扮鬼——這是小克萊巴（Carlos Kleiber）版或另幾個維也納歌劇院的詮釋，儘管劇本寫的是「五個可疑男人」；歐大維在一、二幕換上不同風格的服裝，但他仍統一佩劍，只因腳本需要；全劇尾聲有著小黑人的畫龍點睛，導演也照本宣科地安排小男孩串場，未添任何驚喜或個人見解。

必須澄清，筆者並不是在要求，每個歌劇製作都必須有鮮明的導演觀點；反之，在鬆散而保守的執行下，《玫瑰騎士》沒辦法完全發揮它自身的戲劇效果。如果我們同意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分析，即《玫瑰騎士》是齣「坎普」（Camp）風格的滑稽鬧劇的話，^【1】那麼該劇美學成功的要件恰恰在於，它過於浮誇、嚴肅又過度努力，以至於顯得荒謬。就好比，歐克斯子爵的噁心搞笑，恰恰在於他第二幕後半的情歌唱得深情無比；第一幕大批訪客闖入的段落，也正是前後的維也納風如此華麗，以致於該段的鄙俗或異國旋律顯得滑稽。在上世紀如卡拉揚、小克萊巴版，或本世紀的幾個維也納歌劇院、紐約大都會版本中，它們認真、寫實而鋪張地復刻十八或十九世紀場面，因而能凸顯文本的荒謬笑點。而在這次的製作中，由於視覺元素的不平整、導演編排的保守且無主觀統一，那些必要的浮誇、鋪排或強美學風格消失了，使得本次的表演成為一種「經典作品」的單純展示，尤其是伯爵夫人獨白、銀玫瑰呈獻場景、劇末三重唱等優美音樂的感官享受過程，不那麼「坎普」了。

玫瑰騎士（NSO國家交響樂團提供／攝影陳威融）

相比於戲劇呈現，樂團演奏與歌手飾唱倒是有一些亮點。演唱歐大維的芭芭拉．科澤爾伊（Barbara Kozelj），在三幕分別呈現鮮明的音色性格，第一幕耿直、第二幕深情、第三幕前半呆萌。第一幕穿插的義大利歌手由王典飾唱，他唱得力度強大且誇張，泛音漫天飛舞，效果十足。演唱歐克斯的威廉．舒文哈莫爾（Wilhelm Schwinghammer）應是全場MVP，他足夠帥氣、演唱油條且穩健，第二幕的〈和我〉（mit mir）之深情，使人一時忘卻他的壞心人設。後兩者的表現都夠認真到位，因而足夠「坎普」。樂團部分在準・馬寇爾的詮釋下，象徵不同角色的主題動機有活潑的性格對比；比較可惜的是，因歌者在樂團之後，許多時候器樂音量幾乎蓋過聲樂，似乎讓歌手們唱得辛苦。尤其，在第三幕末尾的三重唱，伯爵夫人、蘇菲、歐大維三角色的歌者都已幾乎用力過度。

整體來看，今年的《玫瑰騎士》和過往幾年相比，卡在一個尷尬的位置：它有著編導的介入，因此不能和單純的音樂會形式（opera in concert）相比；然而作為半舞台歌劇（semi-stage），它缺乏導演的個人觀點或美學統合，也無形式上的鋪排呈現，一切平穩保守，毫無冒險，是又一次的「歌劇音樂會」，散發著定期音樂會般的秩序與例行公事之感。

再往下思考，更核心的問題仍然是，究竟NSO推出「歌劇音樂會」的根本理由與目的為何。歌劇音樂會長期以來被理解為一種「折衷方案」，其中理由包含戲劇院整修、經費與技術考量、缺乏專業場地等等。問題是，音樂廳也並非專門的歌劇場地，那麼過去七年堅持演出歌劇的目的為何？若劇場表現始終是音樂廳的弱項，那為何不單純搬演音樂會形式而要加入戲劇編導？若說NSO已曾在2007年引入萊茵歌劇院的《玫瑰騎士》大製作，那今年的歌劇音樂會，豈能說是和2018年的《帕西法爾》臺灣首演一樣，僅僅是初試水溫？

必須認知到的是，歌劇音樂會既非完整歌劇製作，也非單純的音樂會版演出，它必定有機會取得中間平衡，自成一格。評論人程皖瑄早就問過：「有沒有可能某些作品使用設計得宜的『歌劇音樂會』形式，反而凸顯作品藝術性？」^【2】只是經過了許多年，上述提問還未獲得解答。比起今年的平淡保守，筆者倒是懷念過去幾年的勇敢實驗，林懷民導演的《托斯卡》、尚米歇爾・克奇（Jean-Michel Criqui）導演的《風流寡婦》等等；雖然評價不一，但那些激起的充分討論，才會持續帶領歌劇音樂會朝向更深刻的形式。否則，它永遠只能是「折衷方案」，而歌劇製作永遠是鐵板一塊。

注解

1、見桑塔格（Susan Sontag）：〈關於「坎普」的札記〉，收錄於《反詮釋：桑塔格論文集》（黃茗芬譯，麥田出版社，2016）。

2、見程皖瑄：〈歌劇音樂會的可能與限制—NSO《風流寡婦》〉，表演藝術評論台，2020。她對於NSO製作歌劇的歷史分析相當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