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紘立散文《壞狗命》中的家族故事為原型，編劇、導演、演員都是七年級以下的年輕組合。劇名《粘家好日子》，很容易讓人誤認為是罩光明假面、「要幸福喔」之流的市井喜劇，事實上全劇情調與原著頗為貼近：陰盛陽衰的粘家三代，猛辣生存於社會底層，相繼敗於愛情，看似平凡，內蘊瘋狂；猶如周芬伶序文形容：「陽性的殘缺，陰性的瘋狂」。其「壞狗命」的口吻，半自嘲、半感傷，帶一抹慘笑之娓娓訴說，連綿綿無盡淹沒於瑣碎的結尾也類似。

散文家即編劇，舞台語言維持著一種嗆俗潑辣兼文雅詩意的獨特腔調，原本可以是演員發揮語言韻致的好機會，可惜演員太年輕，火候未足，聲線平板；更奇特的是全劇以國語搬演，但句法結構與語境猶維持台式，聽起來相當衝突。肢體線條從寫實到風格化，尚未統一。「本土劇」演成了「翻譯劇」，造成難以神入的距離感，也可惜了文本原有的神采。

與生活化台詞對比的是象徵化的視覺意象：挑高的倉庫空間，肖像畫有框無畫，凌空懸垂，斜斜一道黃紙河道，構成表演空間，四組家具彷彿旅程，觀眾席就在紙河側岸，家族成員不上場時，就如人體模型般，一動不動立於對岸，頗有象徵意味。滿地黃紙，似乎暗示家族從事的摺紙事業，但也勾起台灣民間燒冥紙祭靈的印象，彷彿人物穿梭於陰陽之間，實際餐桌上那盆不斷被說成西瓜的水梨，才像翻牌似地，透露此刻人物處於瘋狂與正常哪一次元？現實與想望的遙不可及被反轉為不可分辨，是阿Q式的也是邊緣人物的自力救贖，嬉鬧中隱含沉痛。

或許導演刻意迴避台語通俗劇的刻板流氣，而選擇陌生化的詮釋；這恰好與一個月以前台南人劇團《海鷗》利用台語「通俗化」契訶夫，策略上相背而馳。然「俗」與「雅」之間豈果勢不兩立？人類靈魂與身軀血肉，演到真處，難道不是既濁臭又奇芬？

其實藝術可以達到的真實，遠遠超越媒體報導與忠實紀錄的層次。曉劇場駐團萬華多年，難得一在地創作的劇本，如果可以屏除「模仿」的思維，更深刻地省視這塊土地上掙扎於生活的人們與年輕藝術工作者的內在關聯，找到表現方法，未嘗不是個成長契機，實不必契訶夫亦足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