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版《遙感城市》的漫走體驗是一次很特殊的行為體驗，只是如何看跟看到什麼之間無法全然對等，甚至可能出現衝突。因此以下擬從觀賞經驗的描述入手，討論本演出根植現代性社會邏輯才得以產生的戲劇構作中的有趣矛盾。

「遙感」有「搖桿」的雙關意思，電玩遊戲控制器的意象鮮明地點出劇情走向。從戴上耳機起的那一刻，觀眾聽著耳機中的模擬人聲和環境音，不再將視覺視為主導感官，而將身體交由聽覺來引導，彷若同樣化身為被看不見的手所操控的虛擬人物，挖掘城市的邊角景致。數十名參與演出的觀眾跟著模擬人聲，由比肩而立，沿公園廣場圍起圓形，結合成「社群」，踏上旅行。一路歷經小學運動場、醫院、停車場、捷運站、商場、客運站、國父紀念館及華視大樓，體驗一場時空壓縮的城市漫走。

除了最後幾站，大多地點對於慣居於台北的人來說應該習以為常。但是，那位忙於操作觀眾的虛擬導遊沒有讓觀眾待在日常的慣常框架中，而是透過語言的引導，要求觀眾反思城市的建構性、人類的本質、虛擬人工智慧取代人類的可能性等等嚴肅議題。一站一站移動之下，《遙感城市》每個停留處的重點大多放在由虛擬導遊提出的價值批判。這些針對現代社會的質疑，反倒召喚出西方中世紀街頭戲劇的演出形式──觀眾在景觀和景觀之間移動，戲劇演出亦是在傳播道德教訓，最終則指向對天堂的肯定。與中世紀戲劇不同，《遙感城市》裡，觀眾在大都會中，既是演出教訓的觀賞／聆聽者，亦是被觀賞的觀眾／演員。而最終教訓則概略可說是對人類存在之必要的質疑。

本劇最後收束在水氣氤氳的大樓廣場，旁白自稱人類終將會捨棄硬體，如同流入大海的水滴那般，變化為數位資料。可是如此宏觀敘事跟台北的城市角落很難說有明確建立什麼緊密的地緣關係。在比較具普遍性的地方，敘事集中在廣泛的人類處境，比方說運動場是身體自我形塑的場域，醫院是人類身體極限的探測處等；在本身即具備明確歷史記憶之處，敘事就轉向成為對國族大歷史的反思與抵制，國父紀念館廣場的社運聲響及對國父塑像的評價即是明確例子。固然這些評論概略來說共同指向人類作為生物的限制以及社會性動物的本質，但是兩個主題間似乎缺乏更細緻的連結，是以這些切入角度是否能引發觀眾更深刻去觀察所處的城市狀況，筆者的實際體驗無法得出肯定結論。

進一步來說，觀眾在此戲劇敘事中，無法跳過虛擬導遊的引導，只能別無選擇地聽著那些淺白、甚至有點中二的反諷敘事在城市漫走。虛擬導遊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劃分出非我社群（即行人）的庸俗，對比於被放置至抵制者位階的觀眾社群。然而，演出雖然引導觀眾省視日常生活為主的空間，不過對於空間規則的挑戰極為微弱，至多踩踩草皮和跨越馬路。或許以行動來挑戰空間架構不見得是本演出重點，只是如此一來，敘事和行動之間，觀眾擁有能動性的落差就鮮明可見。

本演出對於人類的反思實際上猶如現代性經驗般，是泛平面的移動展示。不同於中世紀演出，《遙感城市》是依存於現代都市下的時空壓縮產物，觀眾既使用自己的雙腳行動，卻亦透過捷運、電梯，以古人無法想像的高速在都市中水平、垂直移動。換言之，當下於台北參與本演出的觀眾自身亦是現代性的存在。活在多重時空的觀眾不論自覺與否，需要動用多工處理的技能，同時處理聽覺、視覺、軀體以及想像力來跟上高速的演出。現實空間亦會不時以超出創作者事先規劃的旁白來介入演出，一如路上突然竄出的車輛、走過頭的觀眾、不存在於旁白記錄的人群等。因此觀眾於演出當下，不會或許也很難徹底沈浸於演出中。更精確地說，參與《遙感城市》演出的觀眾亦是現代性的片段具現，付錢讓自己取得於城市空間迷走的權力，至於對資本主義而發的批判則是類似贖罪券的意識型態小確幸，尷尬地折射出劇場活動在台灣與消費生活的緊密結合。是以《遙感城市》在台北對都會現實展開批判的演出，事實上很難撼動現代社會的運作邏輯分毫。

最終，本演出弔詭地呈現出最古老、人文主義式的價值觀：相信社群、相信劇場作為社群的結合力量、以及其反映出普遍現實的力量，然後在戲劇幻覺中於現代都市快樂玩耍。散戲後，觀眾帶著啟示，回到現實，再度隱身於大都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