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鍾承恩（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那場被遺忘的派對》開宗明義便要處理2015年八仙塵爆的記憶問題。「八仙塵爆」事件，指的是發生於北臺灣的「八仙水上樂園」，由於派對中色粉的使用、滅火器的氣流，以及揮動衣物滅火的行為，連鎖反應釀成大規模粉塵燃燒火災，致使484人受傷，15人死亡。水上樂園與燒燙傷的衝突感、大規模的死傷人數，加上網絡散播猶如「地獄圖」景象的現場錄像與媒體文字，皆導致了「八仙塵爆」作為災難奇觀被社會消化的定位。

然而《那場被遺忘的派對》並沒有超出這種獵奇的想像。全戲以順敘鋪排，各幕之間以「事發前n小時」、「事發後n年」的結構安排。大體而言可以分為事發前的樂園景觀、事發當下的慘狀、事發後的困境幾個段落。而服務此種順敘體例的形式，則是大量寫實性的文字與表演身體。其中包含以集體的陳述語言來描繪事發前的樂園如何熱鬧、火災現場又如何恐怖，以及各組演員（學生、家庭、社會人、救生員）之間鋪墊身分設定（大哥與小弟、曖昧的情侶）的互動方式。甚至於其刻意不切割各組空間，使不同組別角色相互交錯、遊走的舞台設計，依然是透過人員的共在，來逼近事件本身的真實性。至於事發後讓各組人馬一對對地上演情境短劇，便更不在話下。

那場被遺忘的派對（想像協作場提供／攝影楊菲奈）

換句話說，整齣戲儼然將自己定位成一個重現歷史真相的紀錄者，力求詳實地將「八仙塵爆」由始自終地紀錄下來，以對抗群眾淡忘事件的命題。然而，《那場被遺忘的派對》並沒有在這個命題下具備反思能力，時至今日，即使此事件已經被定調為塵燃火災，但顯然「塵爆」的修辭所勾動的聳動性，依然如此地引人垂涎。因此不僅宣傳如此使用，演出中也是由一顆載滿彩色亮片的巨大透明氣球，在眾人的注視之下隨時準備爆炸。而進入災難現場，相對於事前事後對於樂園的側寫描述，模糊的眾人雖然丟掉了角色，卻仍保持第一人稱的視角，為觀眾繪聲繪影地，重述了一遍人皮與血肉的慘狀，甚至佐以哀號與「很痛」的重複叫喊，進一步暴露出這種確認災難現場的獵奇慾望。

那場被遺忘的派對（想像協作場提供／攝影楊菲奈）

如果說對於現場的重建，還可以被解讀為創傷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無法迴避的事實，那麼下半段落的傷者群像，則更為清楚地展現出這個作品僅僅服務了創作者良好的自我感覺。在後半場的演出中，首先，所有人都未曾面臨經濟上的限制；其次，在眾多推移的「事發後n年」的時點之間，除了區隔出不同組別，分別上台闡釋同一種無法走出的困頓外，時序已經逐漸被抽空意義。這些角色狀態的同質化，顯示出此處所關切的，與其說是八仙事件後的傷者們，不如說是凌駕於眾生，居高臨下想拯救自己同情心的創作者。因此，中產家庭的丈夫由於救人而留下創傷，以至於自身廚師的工作都無法繼續。此時自我封閉在角落的丈夫，面對妻子早在開場就點出的外遇質問，居然是以這個創傷來迴避問題反擊：「妳看到新聞不會難過嗎？」；另一方面，為了「反省」被汙名化的社會人一組，小弟被以「救人」的設定給賜死，大哥原本的藥物濫用，則變成用以召喚死去好友的媒介，順理成章地回擊女友質問對於生存現狀的擔憂。最終，所有人都在編導安排好的海灘廣場各安其位，這個紀念碑式的場景建立，以寫實記錄的姿態，將眾人的生命經驗鎖死在了創作者的想像中。

當記憶的場景被建立完成，取個別經驗而代之的是高度一致的認同。於是，兩個乾淨的年輕女性被調用出來，作為「大學生」與「中輟生」的階級代表，透過鏡像的瑜珈動作，完成這個集體記憶的和解。誠然，人們的確共享了同一個事件，建立了同一種集體經驗，但那並不意味著記憶勢必高度地統一。記憶的集體化，往往是透過媒介，無論是今時的劇場，或彼時的媒體渲染，統一的記憶調性始被建立。無論《那場被遺忘的派對》是否意識及此，它顯然並沒有要除魅這種集體記憶的邏輯，只不過是想用記憶的正確性來指摘前一種漠然的不道德。

那場被遺忘的派對（想像協作場提供／攝影羅慕昕）

於是毫不令人意外地，最終它所指向的，是一種真空的記憶訴求。尾聲搬出傷者的自傳與書摘，只說明了演出本身態度之空洞。所謂「我們要努力跟上才不會被遺忘」更直接掏空了前述所有個體經驗的困境，與事件本身社會集體經驗的複雜性。如果說臺灣社會曾經將災害防治知識的缺乏與娛樂活動，以理性與勞動的工商社會價值將此事件道德化，並配合犯罪者與傷者的重合個案，推演出了一種極端的漠然判斷；但編導所設想的：以經驗的特殊性來證成被記憶的需要，恰好重蹈同樣一種邏輯，體現了與之對位的極端。這種極端的記憶關切，只不過是以另外一種名為同理的傲慢，佔盡了一切現實的便宜，用以服務自己書寫紀錄的價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