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廖建豪（2025年度專案評論人）

《阿房列車》源自日本作家內田百閒於1952年以戰後混亂期為背景的文學作品，1991年由劇作家平田織佐改編為舞台劇本，並於2026年桃園鐵玫瑰藝術節再次搬上舞台。作品描述一對老夫婦在戰後日本展開的一趟漫無目的之鐵道之旅。全劇始於老夫婦對「區區小事」的規律呢喃，其日文發音之韻律，相似於舊式列車行經軌道接縫時，金屬輪與鐵軌撞擊的聲響。在這趟旅途中，老夫婦與鄰座年輕女子展開一系列瑣碎且發散的對談：從數學考題、吞嚥的生理機制、併排坐著吃水果的姿態，到苜蓿芽被隔壁鄰居養的雞偷吃……等日常小事。有趣的設定在於，列車雖有明確的方向性，作品以「區區小事」比擬行駛聲響，又同時以各種發散的小事對談，構成這趟旅程的整體存在。

這種恣意生長的對談，顯現出劇作鮮明的去核心化傾向。不難發現，若將其置於1950年代的日本時局，作品與時代背景產生的對話：當強盛帝國潰散，個體從宏大敘事中頓失依恃，進而轉向日常發散的各種小事。然而，在不慍不火的調性下，老丈夫的言談仍流露出失去重心的集體焦慮，正如他害怕「並排坐著吃水果，會被誤認為無所事事的精神病患」，並對女子每次進出場方向不一的「方向性」表現出執著與困惑，反映了戰後因秩序瓦解而恐懼閒暇、轉而渴求明確方向的一種時代精神樣態；與此相對，關於海參、山椒魚與狗等生物「積極性」的夫妻辯論，以及老婦人面對女子在舞台兩側隨機往返的矛盾、卻脫口而出「又有什麼關係」，都能看見在秩序重組的時局下，對於固定目標追求的解構與辯證企圖。

這種日常瑣事化的書寫，象徵著一種新生活樣態的到來：即承認斷裂、接受無目的，並在碎裂的日常中重新學習如何存續。這不僅關乎戰後的失序，也與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建息息相關。如劇末夫婦閒談提及「新幹線停下來的時候是可以去上廁所的」，以極其日常的語境，揭示了時代更迭下大眾生活模式的轉型；新幹線作為與舊式列車對照的現代化里程碑，也在此延伸出一種解構性的趣味。

然而，無論是戰後失序或現代化進程的重建，內田百閒與平田織佐的創作必然有其回應當代命題的必要性。但在時隔近八十年的今日，當年的對話基礎已然遷移，特別是當作品置於台灣劇場演出，如何與跨國觀者產生意義對話，實為多層次的挑戰。

首先是歷史感與文化符號的雙重斷層。受台灣歷史教育影響的非日籍觀者，難以具備帝國秩序瓦解後如何重建秩序的集體感；台灣人所面對的歷史課題，更多聚焦於如何從殖民經驗中建立主體性及轉型正義的實踐，至於「戰後失序與現代化進程的過渡狀態」，其歷史記憶則多疊合於國民政府遷台後的經濟起飛年代。這種基礎差異，使得劇中關於日本帝國信仰斷裂的辯證顯得稍微遙遠；此外，當鯉魚、和服、新幹線等承載特定文化重量的意象跨越國界，往往因脈絡隔閡而淪為表層的異國景觀，稀釋了符號在原初語境中所負載的深層意義。

其次是當代對話的意義如何開展。當代社會與戰後初期有著一定的距離，且現代化進程與當年的想像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儘管我們預設觀者具備一定的歷史理解，但這種碎裂且話不投機的對談，在資訊更為碎片化、大敘事歷史也早已產生碎裂與動搖的時代之中，如何不被視為過時的發散或隔靴搔癢的命題，進而與當代人產生連結，則考驗著作品在巨大的時間跨度下，如何產生新的辯證觀點。

最後則是關於劇場媒介本質的提問：若創作企圖透過恣意蔓延、無目的性的書寫，來對話彼時的時代感受，那麼劇場是否為其最佳形式？除了作品中透過女子在左右舞台頻繁上下場的空間策略外，相較於文學的可回溯性與影像的跳躍性，劇場固然比影視鏡頭擁有更寬廣的觀看視野，卻也無法忽視其隨時流逝的即時性。在固定的觀演時間內，這種持續避開核心主題、刻意發散的策略，是否反而會與劇場媒介的特質產生一種相互抵銷的作用？

以上三種思考，構成了今日觀看《阿房列車》時，雖能理解作品的對話企圖，卻難以建立有效對話的原因。對我而言，該作在當代的對話意義，或許不僅在於處理「時代」命題（如戰後與現代化進程下的歷史感），更在於如何面對更微觀的「世代」關係（老夫婦與年輕女子）。這樣的體悟，源於演出開場不久後的一個插曲：飾演年輕女子的演員忘詞，而字幕仍持續在台上運作；當下我並未直覺判定為失誤，反而感受到年輕女子面對老夫婦試圖展開對談時，趨於「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尷尬氛圍，字幕則意外產生了內心獨白閃瞬而過的效果。這種因意外而觸發的體驗，或許反而提供了一個微小的潛力，將敘事從「時代」轉向去辯證不同「世代」之間如何對話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