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簡韋樵（專案評論人）

在歷史所紀之惡中，我們驚覺那些「非人」的獸行其實可能都是「人為」之過；人性向善的掙扎，處處有著怪獸的陰影。⋯⋯除惡既不能務盡，我們只得紀惡以為戒——歷史的創造總也開脫不了惡獸般的記憶。^【1】

潛伏於歷史裡的「惡獸」，造就時代共同承載之悲愴，其餘緒更不自覺地傳遞後代，難以揮去。在與過去的巨大鴻溝中，身為戰後新世代的我們，應該站在什麼樣的位置回望戰爭歷史？從《神去不了的世界》來看，作品並非通過再現或讓歷史主體經驗直接訴說戰爭的殘酷，而是試圖讓三位演員在敘事者與親歷者之間來回切換，透過第三人稱在現實時空中描繪故事。另一方面，他們又能隨時成為劇情裡的角色，尋找通往歷史陰影或傷口深淵的幽徑。當敘事者的情緒不斷地游移在「難以言喻、苦不堪言」到「必須述說下去」的糾結當中，從而連結那些幽暗的憂鬱過往。

第一種惡魅：被承繼的創傷遺緒

場上佈滿染上銀灰色的塑膠袋碎片，時而閃現微微跳動的光斑，彷彿被砲火轟炸後的枯枝敗葉，又或是一片殘存的劫後餘燼。在燈光亮起之前，演員彭云緹的聲音環繞於場上：「接下來我會為你除魅，讓你整個人真的回來」，似乎透過一場精神療程拉開帷幕。作品提及的「魅」，本身具有陰鬱詭怖、不得把握，卻縈繞心頭的特質。當敘事者在兩則看似不相關的情節、不連貫時間敘述中，輪流穿插闡述和入戲，亦藉以「愛」作為引子，逼使那些潛伏於肉身之魅顯現；所謂「講愛的故事」不僅在於個人性的情愛關係，更是關於情感被幽魅佔據與撕裂的深層困境。

神去不了的世界（烏犬劇場提供／攝影陳群堯）

演員彭云緹簡單介紹角色謝以愛及其背景，與其他場上演員相繼進入角色。謝以愛長期受恐慌症所困擾，她只能依賴鎮定劑來控制突如其來的懼怕感。包含她深怕將這種疾病遺傳給腹中的孩子，在未告知丈夫的情況下選擇了墮胎。儘管她受到無數的包容，心中那無法彌合的缺憾依然難以消散；當她再次目睹母親恐慌發作，見到她表現出歉意和無助的窩囊樣，哀憤瞬間湧上心頭。原來劇中的家族性遺傳恐慌症並非天生的缺陷，而是源自外公參與戰爭後留下的創傷。作為生還者的後代，謝以愛與母親的基因，無意識地被銘刻某種暴力的印記，有如詛咒般，需要一輩子與極度焦慮和不適的情緒共處，怎麼也擺脫不了惡魅隨時襲來。

第二種惡魅：嵌入體內的帝國幽靈

當謝以愛的敘事線走到一半，另一條在日據時代高山部落裡，猴子與小鳥兒的感情線隨即開展。在帝國意識形態的注入下被迫進行精神改造與規訓，剝奪族人的信仰、身份與本性。就像演員廖晨志在介紹和扮演人物之際，不管乾嘔得多用力，卻永遠無法發出角色本名的原聲，只能以他出色的狩獵技能特徵來取簡單的綽號——「猴子」，以便故事繼續被述說下去。

當殖民的手伸向島內的高山森林地帶，對原住民族長期施行的理番政策，沒收獵槍，佔據獵場，對自然資源、傳統文化等一切進行侵略與剝奪。猴子的友人「木瓜」因藏匿父親留給他的獵槍，而遭軍警的懲處。為了償還高額的罰款，木瓜與猴子在太平洋戰爭動員令驅使下，在高雄港登上擁擠、充滿惡臭的船艦，一同前往遙遠的新幾內亞，並加入高砂義勇隊。他們被迫將族名改為日本式姓名，準備獻身於太陽旗的「榮耀」。

神去不了的世界（烏犬劇場提供／攝影林育全）

演員王肇陽飾演的木瓜，在沒有實景輔助的情況下，仍能以強烈的說服力，演繹出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脆弱與瘋狂。當木瓜內心反覆掙扎：「殺人和殺豬能一樣嗎?」、「一開始不一樣，後來就一樣了。」可以想像，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被迫殺害當地土著搶奪資源，令在前線的青年飽受無比煎熬。經歷南洋傳染病瘧疾的折磨，以及在戰場中極度的疲憊與飢餓，木瓜的神經狀況逐漸衰弱，陷入幻聽與幻覺當中，呈現出瀕臨死亡邊緣的神情，最後，他消失在南洋幽邃的叢林之中。

第二種惡魅，在日本殖民主義的陰影下得以顯現。從對原住民族實施徹底地羈縻和馴化管控，到當作野獸般被拋棄在惡劣的人間煉獄，任由其在陌生的環境裡自生自滅。即便木瓜當初時不時地提醒自己「我是人，我們是人」，卻終究敵不過惡魅強大的操縱與支配，漸漸失去原有的本真。

第三種惡魅：生還者餘生的夢魘

在這兩則相互交織的故事中，創作者有意地通過魔幻意象，作為生者在異世界連繫逝者的神秘蹊徑。例如，謝以愛在一陣莫名的聲音引導下，從北部開車到曾經將台籍日本兵送往南洋戰線的高雄港。隨後，她身上長出一雙羽翼，飛向雲層，看見懷著在戰爭倖存內疚的外公，更多看見的是原來留在自身體內的惡疾，是那不被提及、不可名狀的歷史傷痕。爾後謝以愛又潛入幽謐的海底，宛如是在子宮的河床裡傾聽那未出世女兒的呼喚，連帶喚出潛意識裡母性原初與重生之欲。同時，小鳥兒依靠巫的儀式與猴子之間定情的紅色果實，聆聽遠方的聲音，藉由自身的意識游向南洋的島嶼，覓尋猴子失落的魂靈，最終在安撫中讓他想起原本的名字，使無視時空限制的「愛」得以發揮除魅的作用。

神去不了的世界（烏犬劇場提供／攝影何曰昌）

戲的開始，當演員投影出教科書上的1945年日本國投降文件、皇民化時期的「志願血書」與台籍青年投入大東亞聖戰、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的統計資料等相關資料，觀眾在上面怎麼也讀不出當時的上述提及的三種「惡魅」。它們的詛咒長成在帝國殖民的暴行下，乃至戰亂環境的惡劣與威脅，附體在各種危脆生命（precarious life）之中，使其脆弱的肉體、意志和慾望，暴露在不安之中。這些生命只能選擇沉默，任人宰割，遭受不受控制的暴力折磨，成為無法言說的喑啞者。猶如伴隨謝以愛外公的晚年，是年輕時代遭遇的生命經驗，迫使謝以愛的母親和她繼承相似的恐懼反應，更是潛存於當代集體的記憶和感受，不得不去直面和追索過去如此龐大的壓抑和空缺，意識到官方版本如何選擇性地紀念和哀悼。

在舞台上，當敘事者因痛苦而不願再回想，又深怕無人記得時，欲讓故事停下來，其他人卻會堅定地鼓勵他繼續說下去，不要退縮。《神去不了的世界》作為戰爭三部曲的首部製作，提醒著我們，以當下的基點回望，探見並追悼那些被拋棄於歷史廢墟的赤裸生命，深刻傾聽他人受苦身體的聲音，亦是重新建構能夠彼此緊密連繫的途徑，進而摸清惡魅，破除其帶來的詛咒，直面難以與前人切割的心靈傷痛，使悲劇成為未來的力量。

注解

1、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2011），頁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