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謝曉陽（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領域研究所學生）

讀過《棄貓關於父親，我想說的事》的人會知道，村上春樹很在意父親曾參與中日戰爭。戰爭造就了父親的沉默寡言，也導致父子關係疏離。兒子不敢問，父親也不想說。村上一直以為父親隸屬執行南京大屠殺的殘酷兵團，到父親死後才著手研究他的生前歷史，卻發現父親是另一部隊的後勤兵！就算解開了謎團，父子關係已一去不返。

台灣也經歷過複雜的戰爭史——有沒有想過，祖先的事跡到今時今日仍影響著我們的行為？多少人因為原生家庭遺留的創傷，覺得自己人生也沒多愉快，何必禍延下代，索性不生育？（村上就是剛巧沒兒女，不知有沒有關係？）烏犬劇場的戰爭三部曲之一《神去不了的世界》（以下簡稱《神》）就創造了一個超越物質性，能進行超時空對話的場所，兩條故事線並排而行，由三位演員分飾多角：觀察歷史的敍述者、身處現今台北，受恐慌症所苦的妻子和丈夫、太平洋戰爭時期被日軍徵召作軍人的部落族人⋯⋯看似不相關的故事，逐漸連成一線——如果經歷戰爭洗禮的祖先，能與今天身處繁忙都市的後代碰面，會有什麼樣的對話？

「有些人忘記了，有些人卻無論如何都忘不了。」開場不久，女演員就在堆滿灰黑紙片，看似廢墟的舞台上，拋出這句話。每當談論歷史創傷，例如六四屠城，這句話就不時出現，彷彿要責備那些遺忘的人，但《神》想討論的不止這樣。《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的作家阮越清曾說：「不惜任何代價的遺忘，有一天將由你或你的後代付出代價。」^【1】不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當我們不再談論，後代甚至也對先人的事毫不知情，事情就不復存在，我們就能輕易逃離這一切嗎？沒那麼容易！

神去不了的世界（烏犬劇場提供／攝影何曰昌）

部落角色的名字——猶如很多人一樣，已被遺忘，所以被分發三個可愛的名字「猴子」、「小鳥兒」和「木瓜」，他們是台灣的原住民，卻會一點日本人的語言，也會玩日本人的遊戲，在原野過著純樸的生活。但人生往往就是一個小小的錯誤，一時之快，一時的衝動，不幸就撲面而來。因為私藏槍枝，想獵取山豬讓家人得到溫飽，「木瓜」被日軍逮捕，和「猴子」一起當上了日本兵「補償罪行」，到東南亞進行越來越麻木的殺戮⋯⋯看完劇後，我問了兩個台灣朋友，「日治時期被抓去替日本人服役當軍人的有多少？」回應均是：「不知道，你自己去查？」於是我上網看維基，說是二十萬人左右，是相當龐大的數字。二次大戰後，他們回到已破損的家園，尤其是原住民部落，甚至已不復存在，國民黨緊接上台，白色恐怖時期展開，無論他們是曾經的受害者，還是曾經的加害者，這些記憶都必須被深深鎖在心底，再不言說⋯⋯

故事裡，部落族人有「對不起」文化，當「木瓜」被日軍發現槍枝遭到懲罰，他和姐姐「小鳥兒」立刻互跪，發瘋似的向對方說「對不起」，然後「小鳥兒」感歎：「為什麼我們要一直說對不起呢？」作為香港人，筆者不禁莞爾——如果是現代的香港人，大概會先罵日軍：「正一仆街冚家剷！（賤種死全家！）」，然後再指責對方：「柒碌！叫撚咗你咪帶槍㗎啦！（笨蛋陽具！早叫你不要帶槍啦！）」當討論到香港人和台灣人的分別，大部分評論都是：「香港人很兇，台灣人溫柔，又有人情味。」——放心，這樣的評語，香港人不會受傷，說不定還會「我兇我自豪」（笑）。

神去不了的世界（烏犬劇場提供／攝影陳群堯）

《神》劇中，顛沛流離，受盡委屈的原住民祖先把恐慌症遺傳給曾孫女，造成她隨時胸口痛楚至不能呼吸。我不禁想，要是把歷史和原生家庭相扣這套放諸香港，又是什麼樣的情況？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近百年才因不同災難和動盪移居香港，例如日戰時期、文化大革命。朋友之間偶爾會交流祖先的故事：「爸爸跟他妹妹一起游水下來香港，後來游到一半妹妹就不見了——從此不見了。我們也不知道這個姑姑叫什麼名字。」「爺爺抵達新界後躲在山上，當時過了九龍邊境才能拿到身分證，否則會被遣返，後來有個路過的計程車司機把他塞在車尾箱，送他到九龍，他才成了香港居民。」這些抵壘者，必須拼盡全力才能抵達目的地，後來香港又興起「獅子山精神」，「努力打拚」、「刻苦奮鬥」都是香港人擁抱的價值。就算新生代偶爾愛「躺平」，一旦被擋路（無論是作為比喻還是實際上的一條路），還是隨時準備好反擊「幹」人——想著想著，我就越發覺得，不能小覷歷史脈落承傳下來的洪流。

在生育的一幕，導演用投影機當作子宮，複製、投射出新一代，比喻叫人拍案叫絕——是的，我們總是把原生家庭的戲碼一遍遍重演，但如果逝去的祖先如劇中的「猴子」般忘了自己的名字，我們如何重塑我們的身分？誰會像「小鳥兒」般唱起深沉又響亮的歌聲，把我們的靈魂重新喚醒，擺脫周而復始的詛咒？也許，過往很多故事已被埋沒、遺忘，若今天我們忽然隱隱作痛，忽然躊躇，忽然怯懦，不妨回望歷史，靜下心來細聽，能否聽見遠方的呼喊？期待烏犬劇場戰爭三部曲之二和之三！

注解

1、 阮越清，胡宗香譯，《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台北市：馬可孛羅，2022，頁數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