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劇根據斯洛維尼亞（Slovenia）劇作家伊沃德．佛里薩（Evald Flisar）的劇本，以耶穌聖徒彼得(Peter)、保羅( Paul)、 麥格達令 (Magdalene)的名字，創造出一個「正常」社會之外的邊緣世界。對比於以身份、地位、財富、品味來衡量人存在價值的資本主義主流社會──劇中人稱為「瘋子」的世界；這三個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暴力偷竊慣犯、戀童癖同男、妄想症婦人，反如唯一清醒者置身事外，同時沒有出路，倚賴一本奇幻小說所提供的幻想作為寄託。於是，孰為正常、孰為瘋狂？孰為是、孰為非？孰為真、孰為幻？遂成為懸宕於全劇的弔詭所在。這戲引起許多人聯想到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待果陀》，相隔逾半世紀，但兩劇皆揭顯人處境的某種荒謬性。

戲劇英文本翻譯成中文出版，再經萬華劇團嚴謹的排練演出，並邀請劇作家來台，舉辦一系列講座，於台灣首演之後巡迴國外，整個製作過程嚴謹周全，無可挑剔。導演鍾得凡的詮釋相當也忠於劇本結構和語言。萬華昔為台北市遊民聚居區，但本劇登場於已列入古蹟、被整修得相當布爾喬亞的紅樓劇場，紅磚背壁的舞台被盡力打扮成遊民窟的樣子，橫斜舞台上空的晾衣繩和各處零零碎碎的紙袋紙箱，不作為演出物件，只為了營造破落的氛圍。或許由於對「摹擬」過分追求，劇本中隱然欲吐的辯證弔詭，搬上舞台後並未因象徵的立體化而明晰犀利，反淹沒在一種的寫實劇暖調裡。

王世緯飾演的麥格達令，特意演繹出一種溢於表面的瘋狂人格，但並不能令整齣戲轉調瘋狂。尹仲敏飾演的的彼得聲音低沉，與胡祐銘飾演的保羅娃娃音(但一當進入「嚴肅以對」的狀態，娃娃音就掉了)，形成對比，但個性對比不大；特別第二幕的保羅卸去最初的憨傻相，保羅滔滔長論的冷靜彷彿取代彼得成為「三人黨」的主要論述者。此時「麻煩製造者」彼得反像與瑪格達令共同「織夢」的好哥們。三名演員口條清晰、肢體靈活，只是演繹方向需要有超越表面的一致性。

這並不是一部容易詮釋的作品，它象徵得很像寫實，奇幻得很有邏輯，嘲諷得低調，抗議得消極。明明是遊民說起話來卻像哲學家，可以打昏人的豬腿好像慾望的鐘槌，西裝、信用卡及手機，則是「瘋子」世界的重要表徵；結尾自窗外射入亮光，應是全劇詩意湧爆的頂點。虛與實，離開文本來到劇場，就不再是智識的辯證，而是從物質符號的選擇、肢體與空間的關係、事件節奏的放大和收斂上，顯出其內在的真實與荒謬，閃現戲劇的靈光( auro)。

以萬華如此年輕的劇團，製作戲劇態度嚴謹周全，值得稱許；在成功詮釋劇作的路上，尚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