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根泉

帳蓬內陽光劇團(Théâtre du Soleil)的謝幕，觀眾非常熱烈，最後的高潮是當滿頭皤白的導演亞莉安．莫虛金(Ariane Mnouchkine)現身，鼓動的掌聲充斥著帳蓬空間內。繼五年前《浮生若夢》(2007)，陽光劇團再度帶給台灣觀眾的新作品《未竟之業》。但走出帳蓬，望向外面微雨的夜晚，沈澱咀嚼這一齣近四個小時旅程的戲劇，所殘留下來究竟為何？陽光劇團是為建立烏托邦似的國度，而努力讓自己像座固執的燈塔發光；還是矗立起高聳的象牙塔顯得陳義過高？卻是值得一一檢證。

莫虛金不愧是社會主義意識極其強烈的導演，服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所述：「戲院應該是一個道德講壇」，她將這樣的道德講壇搬到歐洲1914年間，一觸即發的世界大戰危機動盪的時代背景，所引發一連串為正義的抗爭，與各式宣言理念的雄辯。輔以拍攝默片的電影團隊，在名為「癡望」的小酒館所改裝成的攝影棚內，攝製以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的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電影情節與設定的1914年當下的時間相互交錯、文本與史實在內涵上彼此呼應。台下的觀眾是目睹整個電影造夢過程的目擊者，其實更是導演所要教誨的普羅大眾。特別是透過字卡(演員全都以默片的形式，只張口不出聲)，馬克思理念的宣揚，社會平等、自由、博愛的建立，各個階級攜手共進、再造一處烏托邦的遠景等等大量文字的灌輸。當劇終前拍攝小組的攝影機所對準並非舞台上演戲的演員，而是台下的觀眾，此一動作便是希望將如此的理念與責任交付下去，觀眾不僅只是來消費一個晚上的娛樂而已，希冀進一步可以在自己的生活裡實踐出來。

但這樣充斥著道德、公義、倫理、人道的信念，僅透過文字，而非人物、劇情的深刻，讓觀眾可以有情感投射，進而達到洗滌淨化的作用，實在很難判準這樣的教誨可以達到多少效果？再者，以同樣的標準反過頭回來質問編劇與導演，究竟在劇中她們實踐了多少理念？真能始終如一貫徹到底？卻有許多值得檢討的空間。例如浪漫地強調電影裡「癡望」號船難後抵達的奧斯特島上，原住民印地安人是多麼純樸珍貴，但他們仍被塑造成茹毛飲血的野蠻人，並由白人演員塗抹油彩假扮，正如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提出「從屬階級能發言嗎？」，即使對於印地安人如此保護的薩爾瓦多，想突顯印度安人的主體意識，但仍然取代他們的立場代表發言，印地安人依舊不能自己說話。置放在劇中討論殖民主義政策的愚昧霸道上，兩相對比格外諷刺。

另外，「癡望」號船上還安排一位裝扮刻板、留著典型兩撇細小鬍鬚的洗衣工黃璜辛，形貌猥瑣、態度鄙夷地來收取他要洗的床單，猶透過醫生的嘴巴說出：「為什麼船上的洗衣工是中國人？」，背後的意識型態著實令人可議。雖然編導可能是延用當時默片對於第三世界異文化的人物刻板設定，但沒有進一步對此政治正確的思想提出批判，甚至再度加深「排他性」的階級意識，就更難企及後殖民主義學者想要重新反省檢討、瓦解西方霸權對東方詮釋所造成的桎梏與傷害。

整晚最令人難以理解是劇中旁白的聲音。莫虛金既不直接用法文講述、再打上字幕，卻找了一個外國人用洋涇腔的中文來述說整個故事。每當旁白聲音一出現，觀眾整個就被「疏離」在一旁。如果導演有心要向異文化致敬與學習，為何不直接找當地的劇場工作者，用當地的語言流暢地講述這樣充滿理想、希望的故事，亦不是向「他者」學習最好的途徑嗎？這樣在地聲音被剝奪並代為發聲，更突顯出此劇所想傳遞的理念，與落實在實際操作之間，難以彌合的鴻溝。

從演出期間，為了此次昂貴的票價在網路臉書上引發討論，到曾實際待過陽光劇團的前工作人員，一一檢視陽光劇團所做的事情與其理念之間的差距。亦如觀眾進入到帳蓬內，所感受到布爾喬亞(bourgeoisie)的小資情調，與整體劇團想要走「共有共享」的實踐──劇團中每個人都必須接觸各類型的工作、領相同的薪資等，在心理上產生某種矛盾衝突。但看到莫虛金上台謝幕時，仍會感佩她長年持續努力在劇場上的耕耘，像手工藝般認真維護戲劇的傳統與獨特性，如劇中的男主角Maurice Durozier回答觀眾提問：如何在諸多演出與出國巡演中保持表演的熱忱與新鮮感，他說，沒有別的途徑只有工作、工作、再工作，光是《未竟之業》的排練就花了一年的時間，對許多劇團而言，這是不可能的任務與令人稱羨的奢望。

最後要向台灣觀眾拋出一個問題 ：台灣現代劇場「敘述許可」的主體性到底在哪裡？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沒有敘述的許可，一個族群就沒有存在的權利和「合法性」。特別在於戲劇留下來潛移默化的影響，猶如《未竟之業》所揭示電影與現實之間模糊的界限，是會在走出劇場外的生活裡發揮效用。面對陽光劇團高調宣揚其理念時，我們的獨立思考與判別到底在哪裡？是毫無質疑地全盤接受？抑是需要小心檢證背後的意識型態，並領悟理想主義人物並非盡善盡美、毋需過度崇拜的這個事實？這些諸多功課才是真正的「未竟之業」，端賴觀眾自行去思索，並在生命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