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承擔一種身份的重量《父親》
10月
12
2018
父親(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周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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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穎宣(自由文字工作者)

來自比利時的偷窺者舞團Peeping Tom,自2010年成團至今,作品中場景的寫實風格(Hyperrealistic)、獨樹一格的肢體技巧,令國際間大、小劇場觀眾都驚豔不已。由於舞團強調團隊集體創作,在作品中都以演員本名互稱,亦是保留了語言、精神狀態的獨立性。今年,2018年國際劇場藝術節於臺北首演家庭三部曲(Trilogie familiale)的首部曲:《父親》(Vader),是由舞團編導Frank Chartier、藝術總監Gabriela Carrizo窺視寫實生活日常,於2014年所完成的系列作品。

親子關係是人生必修,而不論之於父母或之於己身,「衰老」(aging)和「遺憾」(Regret) 的不可違逆性,也成為不得不面對的人生限制。場景設定在一間簡陋的養老院食堂裡,食堂中的所有老人都如等待凋零的植物般停滯和被動,而故事從一名女子(臺灣籍團員舞者,劉怡君出演)詢訪的對手戲開始,緊接著,她以超扭曲怪異的超現實動作來呈現肢體被物件牽制的模樣,並且不斷切換角色,帶領觀眾一步步踏入這個由來自八個國家、共十三位演員所創造的「遺憾之家」。

在前景的養老院現場之外,上舞台處是一座高起的小舞台,小舞台上由群眾演員擔任空氣提琴演奏隊伍,劉怡君變成幻想場景中擔任主持人的女歌者,以一曲《夜來香》以及貓的身體姿態走進故事,接著老父親里歐(Leo) 在被兒子西蒙(Simon)急忙推入之後,便成為舞台上的「父親」、一切責怪指事的代稱,和所有可怖噩夢的主人。養老院護士Marie一角,因為「清潔」和「守護」的角色功能,在劇中亦為故事的全知者。

當背景樂團的樂器、老父親里歐的鋼琴都衰老殘壞、只得在幻想的場景中自得其樂、浪漫地自彈自唱「感受」(《Feelings》,巴西歌手Morris Albert於1975年發行的流行金曲),只有護士Marie手上的那把刷子是穿越虛實、得以進化的:為淨化所有的人事物。不只是淨化由她聲稱大家想要殺死里歐的邪惡思想,或是淨化處處生蚊子的院內環境,更是為淨化里歐不為人知的過去中已無從考究的遺憾和悔恨。被安置在養老院的里歐,戴著父親的頭銜,被迫一再面臨身邊角色們每次的易容:亦邪亦柔,時而怪異,時而又令人感到寬慰。一場場的群起瞞騙可以被視為是里歐單一角色的瞻妄,又或者是每個角色潛意識對於失責父親的情緒噴張,這是Peeping Tom留給觀眾作為《父親》(Vader)的觀者(viewer)/偷窺者最玩味也最私密的想像空間。

養老院是走向死亡的地方,但在逐漸死去的同時,我們看見在幻想的場景中,老人們仍然能夠歌舞、能作夢、更仍揣有欲望。在劇中也因為虛實場景不斷交換,詩意的幽默與音樂,得以穿插在其中做為過場,如實緩解了沉重的死氣,只是被關進養老院的靈魂仍是出不來的,它們只能凋零,這是不可違逆的事實。導演在演後分享自己是因為步入中年、意識生命中的許多遺憾後,才開始發展該系列作品。

每一個人和父親的關係都是獨特的,在《父親》(Vader)中里歐的每一段噩夢都重塑了「父親」一角的形象,衰老、拋棄、逃避等議題也都存在各個段落中,藉由不同的角色應對,向父親一角進行了猛烈質問。錯置的寫實與幻想、生與死、遺憾與遺忘、留下與離開,《父親》(Vader)作為Peeping Tom的家庭系列首部曲,並非為強化情結,而是敲醒每個人心裡對於父母老去後將成為自己責任的那份憂懼、看似指向遺憾的警鐘。但究竟何謂「父親」?身為人父的責任與義務又為何?在最後除了父親里歐,其他角色都穿上別人的戲服成為他人的角色、成為另一段故事的加害者、被害者或者旁觀者,這份「身份」的可取代性,也巧妙帶出了Peeping Tom的表演風格:直面挑戰大眾(包括自己本身在內)所不願面對的實相,一種超級寫實的窺視,一份必然共同承擔的責任。

《父親》

演出|偷窺者舞團 (Peeping Tom)
時間|2018/10/07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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