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不是人有名，就值得立傳。目前所見，台灣原創類的音樂劇好為名人作傳，華人傳記書容易有的兩大通病：浮光掠影，歌功頌德，也循同理，常在舞台上情不自禁地現形。

《我是油彩的化身》述說的是台灣第一代美術畫家陳澄波的一生。文化啟蒙和民族自覺激盪相生的一九二、三○年代，做為頭一個以油畫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人，又曾經名列中國當代十二位畫家之一，陳氏無疑是當年的「台灣之光」，但在當代藝術已不唯「美」是尊的今天，陳氏之所以還有「戲」，更值得探索的，難道不是那光背後的黑暗嗎？一個被禁錮了近五十年的名字，皺褶裡該有多少故事啊！

《我》的確設計了一雙探索的眼睛，他是正感前途茫然的美術系畢業生阿慶。從全劇鋪陳的寫實基調推求之，一身卡其衣褲的他當是五、六○年代的大學生。令人困惑的是，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操一口字正腔圓國語的青年如何從他父親的書中翻到陳澄波入選帝展的剪報？又如何能想當然爾地以一種「打開天窗說亮話」的口吻，流麗地倒敘陳氏的一生？──這一樁又一樁的家常事，分明是九○年代台灣好不容易解嚴之後才被敘述、書寫下來的。

有人或許要說，Take it easy，音樂劇唱得好最要緊，據此，洪榮宏才會被期待可在音樂劇中幻化成陳澄波。歌手出身的洪榮宏、高慧君，在《我》中以流行歌唱法擔綱偏多的宣敘曲調，還得以人聲強「槓」整個交響樂團，真真難為他們了。洪榮宏尤其吃力，因為陳澄波的人格特質是如此地鮮明，熱情和思想奔放於畫作中不說，根據長子陳重光的記憶，他「拿筆的架勢就像打拳或舞劍般地充滿戲劇性張力，眼神也像要決鬥似的」，以致於看到洪榮宏斯文地小跑步上下場，站著外八步形唱歌、搖擺，即使歌唱技巧沒得挑剔，即使編導已想方設法免他「演」戲（戲由旁人推到位，他只要接過畫筆比劃兩下，或一跑上就唱歌，或逕表藝術宣言），仍然很難說服人洪榮宏曾有一時半刻喚出陳氏的靈魂。

儘管演員是舞台上的主體，編導還是可以透過素材的選擇、詮釋，彌補選角的遺憾。陳澄波其實也畫水彩、膠彩，而劇名鎖定「油彩」，符合目前美術界對陳氏的評價，亦不妨當做編導的視角。然而，以東京求學為背景，唱出主題〈我是油彩的化身〉之前，不曾在情節或歌唱中，提過陳氏對油彩有何特殊的體會，相對於此，陳氏在上海任教，卻配搭以群戲歌舞，演繹他對水墨畫留白的見解。像這類有失焦之嫌的處理，尚有交代陳氏去至東京、上海的轉場，以及台灣民眾迎接國軍登台前後的場面。以戲來看，這些帶過即可，導演卻用上歌舞的蒙太奇，撇開歌舞伎、爵士歌舞是否符合陳氏的東京、上海經驗不論，更可疑的是，主人翁不在其中的段落，為什麼要花那麼大的篇幅？

《我》最後一幕，洪榮宏匍匐於地，寫字的動作並不明顯，上方幻燈片的字跡也晃蕩而模糊，觀眾卻立刻理解：這是陳澄波在寫遺言，從這一刻起到槍聲響，觀眾席間清楚可聞啜泣聲。遺言之貴重，不正常死亡的震撼力之大，不言而喻。陳澄波及其景仰的梵谷，都無可迴避地，擔承了來自時代及性格的苦難，除非善加聯結、詮釋各個環結，戲劇未必能凝視其傳奇性的一生。或許如洪榮宏在謝幕時說的，《我》盡力了，但「陳澄波」完整的意義，恐怕還藏在陳妻張捷用生命守護、陳家子孫持續搶修的畫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