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敦智

一種批評框架的誘惑，以及我們為什麼該拒絕它

可以輕易想像一種誘惑：從寫實本位出發，檢視《荒野之狼》的所有環節，幾乎處處都十分可議。

但，這種想法的疏漏在於，其實許多設計與元素都毫不寫實：第一、難道這個舞台是寫實的嗎？如答案為否，又可進一步討論，舞台甚至不算非常強調「荒野」意象。相較下，若要用一個詞形容，筆者更傾向「崎嶇」；此外，談論表演風格，演員在嚴格訓練下呈現整齊劃一、且控制精巧的質地，這說明背地裡導演對表演的企圖與想像是非常明確的。承認存在這種企圖，也不太可能毫不猶豫地，把作品詮釋往寫實靠攏。

這些非常顯眼的事例，各自說明、也印證，如果選擇把整齣戲扣上寫實帽子，而後產生的種種評價，都有粗魯、自我欺騙、且相當傲慢之虞。

這也是為什麼，評論《荒野之狼》，比想像中艱難許多。

認識陌生感最好的方法：回到最基本的問題

最基本的問題：說什麼（內容）？怎麼說（形式）？

受赫曼．赫塞經典大部頭小說《荒野之狼》啟發，導演江譚佳彥醞釀這齣戲長達七年。無可否認，無論小說或戲劇裡，都有某種廣茅且深刻的生命情境，需要透過情節（而不只是說理）緩緩傳達。所以有了角色。有了胡以道、米娜、巴魯、還有狼等等。

荒野之狼（EX-亞洲劇團提供／攝影陳少維）

故事旅程帶著濃厚哈姆雷特風格。這種風格，切確來說，是指：以一種義無反顧的態度，向內鑽掘、探索；好像，沒有抵達核心，就會爆發末日般歇斯底里與瘋狂。同時，這種過程也不斷自我顛覆、自我破壞，以對自己相當暴力的方式，既挑逗又折磨，彷彿讓身心一切碎裂，才可能重新拼湊出理想的樣貌。

所以，主角從認為自己處在永恆的孤獨，到被告知「永恆只是一個玩笑，要有幽默感」，到被米娜帶去另外一個充滿歌唱與歡笑的世界，最後忍不住犯下罪行，被判要遭受嘲笑且永遠活著。數度情節轉折下，我們仍可以說，其實，胡以道一直處在各種變幻莫測的絕境之中。

先釐清內容，再扣問形式

這裡，我們可以抓住「絕境」這個詞。

遠古至今不同文化，人類總在遇到（或想要避免將來的）絕境時展開儀式。祈雨、獻祭、媽祖出巡、中元普渡，都是為了能被從某種更不理想的情境裡解脫。這跟筆者看戲到中後段時的想法吻合。如果這一切都不是為了「讓人感覺像真的」，忽略所有表演令人不習慣之處，整場演出，瞬間宛如一場大型儀式，跟許多儀式一樣，充滿唱、唸、舞蹈、表演。同時異質，也同時莊嚴。

回到「絕境」一詞，那麼，這個形式就變得非常合理了。因為胡以道面臨生命排山倒海而來的絕境，一場超大型儀式於焉展開。一切都是為了拯救他自己。也如同大多數儀式中會有的，過程不乏自我懲罰、引起痛苦、疲累、懷疑等。

荒野之狼（EX-亞洲劇團提供／攝影陳少維）

以上種種推導，其實都是為了回答一道看完演出後，存在筆者心中已久問題：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能力，想像一種既講述情節、又完全跳離寫實框架的演出？

從絕境，到儀式，可能是一種解答。

重新審視作品的統合性

儘管如此，全劇不是沒有矛盾、值得商榷之處。

在同意筆者上述思考的前提下，可以追問：那麼，這場大型儀式的對象是誰？

就現有結果來看，它主要還是面對第四面牆後的觀眾。然而，需要儀式的，卻是胡以道本人。這就讓人重新毛躁起來。有沒有另一種可能，其實整場行動／儀式，都以胡以道為中心，入場觀眾是全然的旁觀者，來見證他的掙扎與救贖？

在佛道教的普渡法會中，信眾會事前跟儀式主持者確認誰是「龍首」，即這場普渡中最迫切要透過法會解決陰陽兩界糾紛之人。「龍首」有時會在儀式過程，被主持者指示上前，與其互動。胡以道有沒有可能就是一位「龍首」？「劇場」這個形式就是主持？觀眾們在這場儀式裡，既參與，又旁觀。

荒野之狼（EX-亞洲劇團提供／攝影陳少維）

此外，情節發生空間轉換時，舞台場景幾乎不變，服裝卻有顯著更動。這也讓人摸不清，究竟這個轉換是偏向真實情境意義的，還是抽象、內心意義？是否，舞台只是胡以道的內心空間，因此自始至終沒有太大更動？

再者，表演者的身體能量大約是日常水平，稍微放大。這也容易讓人第一時間想戴上寫實的眼鏡去檢視。就儀式而言，能量通常會再更加賁張，或透過明確的行為模式製造出考驗（長途步行、大量重複動作等等）。這也讓人會在當下摸不著頭緒。對於這些問題，筆者沒有明確的線索能解答。

小結：一場長路迢迢的實驗

導演（同時也是演員的）江譚佳彥，結合自己從印度、新加坡、臺灣接觸戲劇的不同經驗，近年來致力完善與推廣自行發展的「本質劇場表演方法」。劇中演員大多是這套系統的資深實踐者。劇團多次舉辦研討會，邀請國內外不同專家、學者、導演，一同探討「本質劇場表演方法」的合理與可能性。

看看《荒野之狼》，再放眼臺灣其他劇團，多數人的表演質地可說是非常統一了。所以，儘管並非本意，但集七年心血的《荒野之狼》，其實對臺灣劇場拋出明確的提問與挑戰：我們是否還能想像／同理／接受，更異質的演出形式？

1980年代，小劇場風行。什麼都有可能。什麼都是可能。

2020年代，致力想像／健全劇場生態的同時，我們是不是因此，不知不覺，變得更加不包容，或者，更加貧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