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改變這個世界，首要的動作就是將這個世界描述為可改變的狀態。」—布萊希特

偌大舞台，簡潔的道具擺設，如圍繞下舞台中央的三面空架子，桌子、以及散落四周或站立或傾倒的椅子。紅、綠、黃、橘、黑色等，豐富舞台的色調與觀眾的視覺，象徵著多變與無規則。於左舞台擺放的數位鋼琴，使得人意識到現場伴奏的存在，且具相當分量。舞台中央的素色地毯上並列了兩張椅子，彷彿傳統戲曲一桌二椅的佈局，如此舞台設計正是預告著戲劇本身不再是製造幻覺的戲碼，而是有意地讓四堵牆外的我們，經歷批判與思考的洗禮。

《情人的西裝》改編自50年代南非作家康塔巴（Carl Themba）的小說，故事背景設定在南非歷史上少數的多種族貧民區，後因種族隔離政策而被剷除殆盡的索菲亞鎮（Sophiatown）。鎮上住著一對令人稱羨的夫妻費勒蒙（Philomen）和瑪蒂達（Matilda），某天妻子與情人纏綿被丈夫目睹，使他陷入無法寬恕的羞辱和痛苦當中，情人倉皇逃離遺留下的西裝，遂成為懸掛在兩人生活背後的幽靈，如看不見的印記，卻無所不在。丈夫藉著西裝這位「貴客」存在，羞辱折磨深愛的妻子，直到他意識到放下與原諒之時，卻為時已晚。乍看之下，就像齣愛情悲劇，然而《情人的西裝》卻巧妙地運用極簡的布景擺設、道具意象與演員的敘事身分，以史詩的眼光再次回望50年代南非政治壓迫、種族歧視、體制的桎梏等窘境。當時的南非長期受白種阿菲利卡人所殖民統治，文化衝突、階級不流動與種族歧視等問題，成為南非黑人的哀歌，卻也成就眾人抗爭與爭取權利的動力。

社會的生存是困苦與嚴肅的，進入劇場消費的觀眾大多不再想被嚴厲說教，或被直接喚醒人們在現實社會環境中的無力與挫敗感。輕鬆、平和、或帶點戲謔地敘述嚴肅的議題，乃《情人的西裝》中刻意營造的戲劇氛圍。劇中人物三位主要人物即是敘事者也是扮演者，這兩種視角與觀點毫不違和地共存在舞台上，乃此劇刻意經營的說故事方法。當馬彼凱拉（Maphikela）描述黑人遭受各種壓抑與歧視與情境是輕鬆逗趣或平和的，敘事者本身不帶過多情緒。如敘述自己喜歡西方宗教，當他想接近教堂時卻被語帶歧視地拒於門外，於是在企圖藉由告解混入教堂後，卻慘被關在告解室，直到眾人誦經禱告完畢。此外，在告訴費勒蒙關於其妻子的外遇時，或警察刻意殺害了他們一位吉他手好友，甚至是政府即將以種族隔離政策強迫索菲亞鎮的人全體遷徙等事件，一切事件彷彿不經意地發生，平和而不帶過多情感地被道出，費勒蒙則冷靜地聆聽血淋淋現實的發生。此外，劇中的音樂、道具和空曠的虛設舞台，都和人物扮演著同樣的身份，即作為一個中性的敘事者。三位現場伴奏作為演奏者，亦同時分別飾演各種次要角色，穿梭在費勒蒙和瑪蒂達的生活當中。這些沒有對白的角色，稱職地透過音樂的視角旁觀當事人的故事與生活情境。劇中，瑪蒂達擁有演唱大量歌曲的戲分，若將之對比吉他手被警察砍斷手指也要唱歌的隱喻，音樂元素在劇中除了可視為角色抒發情感與慾望的管道，同時也是對不公與邪惡的社會體制抵抗的吶喊。由於舞台擺設物件是虛化與非寫實的，椅子不一定是椅子，架子可以是門窗，甚至是衣櫃，繽紛的顏色充滿想像。如此「空」的概念，除了刺激演員和觀眾的想像力以及打破幻覺之外，主要襯托和突顯了劇中唯一具實體性質意義的道具，即穿戴於身上的衣物和飾品本身，當然包括那懸掛在衣櫃後面的「情人的西裝」。西裝，宛如冤魂不散的夢魘和心結，一直隱藏在夫妻倆的生活中。一切看似不存在隱喻，卻象徵著生命身處頑劣的社會體制和政治壓迫，人們即使企圖遺忘和忽略，卻仍是無所不在。誠如劇中對社會事件的描述，看似輕鬆、不經意地陳述，反襯出人們在如此惡劣環境底下身心扭曲，卻無法好好地正視一切。

壓抑和背叛是相互影響的關係。無論是情慾的壓抑或是權利的壓制，都有其相似之處。馬彼凱拉最終以「原諒」和「忘記」來勸告費勒蒙寬恕妻子，但現實卻諷刺地令人目睹一個具有自我、叛逆、抗爭精神的生命體驟然消亡。費勒蒙抱著屍體崩潰地呼叫：「馬彼凱拉！馬彼凱拉！」高聲地呼喚，彷彿在叩問敘事的說書人事情何以如此發展？能否重新訴說一個不一樣的故事，好讓他能夠再次選擇，改變這一切？劇中刻意模糊敘事者和扮演者的身份，正是為了使觀眾客觀清醒地看待劇中的人事物，若故事只有純粹扮演的角色，事件的可變動性是微乎其微。因此，劇中的敘事者扮演著改動一切的契機，也是觀眾心中可冀望改變現實的催醒劑。它嘗試喚醒了觀眾冷靜思考的狀態與角度，無論是背叛與抗爭的意義，或社會公義等問題。我們得以重新思考與批判一切，並逐漸意識到自己也是一名敘事者，即便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我們也能批判與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