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凝望,噤聲的傷疤《遲來的家書》
6月
27
2018
遲來的家書(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提供)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小
中
大
字體
2309次瀏覽
江岱軒(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明慧吾愛:請原諒我的不告而別,已知剩下的時間不多,我沒有機會再陪伴你和淑芬,盡一份做爸爸的義務…」(摘自劇中文字)

戲劇尚未展開,摺頁文宣中蕩氣迴腸的文字便讓《遲來的家書》教習劇場中的觀眾跌入歷史長河,深刻感受戒嚴時期受難者對家人的牽掛與無法言喻的無奈。台灣轉型正義的齒輪已在政府及民間組織的推動下開始轉動,然而,在各種政治力量的角力之下,還有許多重要的文獻檔案尚未被釋出與審視。《遲來的家書》教習劇場以戒嚴時期受難者的家書作為牽引歷史議題的物件,結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當前特展「挑戰者們:解嚴30週年特展」之展示主題,運用「教習劇場(Theatre-in-Education, 簡稱T.I.E)」的互動式演出方式引導觀眾參與、思辯及表達想法。

轉型正義強調讓受難者及其家屬得到應有的正義和補償,但除了得到正義伸張的渴望之外,一般人均難以理解受難者家屬在戒嚴時期中所面臨的處境和困難。《遲來的家書》主軸圍繞著戒嚴時期被指控叛亂的男主人被迫和家人分離後,受難者家屬所承受的挑戰─政府情治單位不時的盤查、左鄰右舍的閒言閒語、社會氛圍中無時無刻不感受到的緊張及壓力,以及解嚴後依然存在在心中的深刻恐懼。以教習劇場的教育目的觀之,觀眾的積極參與、展開多元觀點思考是戲劇欲達到的目標,除了仰賴引導員流暢的帶領及說明之外,演員事前對角色縝密的準備、充分思量角色的困境以及在與觀眾的互動上保持高度彈性,是一齣成功的教習劇場必備的元素。

劇情從女兒淑芬和母親明慧的對話開始,以警總盤查的場景演繹政府當局對家屬的迫害,引導者使用良心巷的互動策略邀請觀眾以鄰居的角色列隊,在母女倆前進時請觀眾對她們說出當時鄰居可能會產生的想法,進而討論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對母親明慧的教養方式及女兒淑芬在個性上的影響。劇情隨著淑芬的成長向前推展,高中朋友美娜邀請淑芬參加舞會,在70年代禁歌「給我一個吻」的輕快旋律中,觀眾亦上場和演員一同盡情搖擺;此時哨聲響起,警察衝進會場叫囂制止,觀眾在錯愕的情緒中感受到戒嚴時期政府的管制力量無所不在。劇情接著轉向淑芬面對欲離鄉的美娜,聽到好友欲前往美國的消息讓淑芬十分為難,在坐針氈的戲劇策略當中,淑芬和觀眾展開思辨與對話:「是否該和美娜說明家裡的狀況?我能夠信任別人嗎?」在對話的過程中,觀眾瞭解了淑芬的想法,更能夠同理受難者家屬難以向他人傾訴的理由及心情。

1987年解嚴後,許多研究單位開始拜訪受難者家庭,欲蒐集資料為受難者平反,但母親明慧依然抱持不信任政府的強烈態度;引導者請觀眾上台,以論壇的戲劇策略和明慧對話,說服明慧接受研究單位的採訪。儘管因為時間不足的緣故,僅有一位觀眾能夠上台說服明慧,然而筆者能夠感受到台下所有的觀眾均屏氣凝神的聚焦於台上一來一往的互動。在最後的心情靜象中,更有長者觀眾在落淚之中向明慧表達安慰及疼惜之意,過去噤聲的傷痛彷彿在戲劇的衝撞之中鑿出了讓光透入的窗口,在教習劇場的溫柔撫慰下得到重新理解與對話的機會。

《遲來的家書》教習劇場將時代人物帶到眼前,觀眾得以在多維度的感官體驗與理解中神入歷史;不同於扁平的文字敘述,戲劇以活潑生動的方式闡述歷史及社會的複雜與限制,讓現代的觀者體會時代人物的徬徨與困頓。整體演出除了起始簡介戒嚴的背景稍嫌冗長,以及引導者在帶領及敘述上有些生硬之外,筆者認為在劇本段落的情節安排及演員與觀眾互動狀態上細緻又出色。不論觀眾在戲劇策略中如何抉擇及回應,走出了劇場,參與者的心中依然存在著戲劇演出與互動所帶來的感動與省思;經過教習劇場的洗禮後,手中如同緊握著探究歷史與真相的火炬,更能勇敢地向前走去。

《遲來的家書》

演出|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時間|2018/06/03 13:00
地點|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湖畔教室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推薦評論
敘事形式轉換後,原作的情緒亦隨之晃動。電影《囍宴》的張力往往存在於「不能說」與「不說破」之間,一家人在知道與假裝不知道間維持日常;音樂劇卻必須讓人物開口唱出內心。
11月
13
2026
在節目單〈創作時間軸〉中,劇團透露了排練至今年二月時,確定以「翻譯」回應原作的美學方向,可惜到這次的演出只走了一半;手語、口語、肢體語言、字幕等多種語言形式平行相接,讓敘事一直往前跑,翻譯做為場面調度的頓點,才剛出現卻又消散。一段舞臺上的敘述需要透過多種語言形式的接合才說得完是否等於一種翻譯的美學表述?算。可是對我來說,仍然少問了一個問題——誰需要翻譯?
11月
11
2026
這種差異使《非常譯外:群盲》的舞台充滿現象學式的動態感知:聽人觀眾在觀賞手語時感受到的是肢體的舞蹈化與視覺張力,而聾人觀眾感受到的則是話語的直接性。劇場在此模糊了舞蹈與語言的界線,讓身體回歸到最純粹的溝通起點。
11月
11
2026
但當觀眾期待這些行動通往更大的目的,它們(所有的人與物)便顯得「無所成就」,甚至連賣了整場關子的巨蛋,都是空殼。人物依舊忙碌、自娛,觀眾卻漸漸開始自問,究竟在等待什麼?期待什麼?
11月
11
2026
《泰迪熊守護神》劇本穿梭於奇幻與現實之間,三個孩童受暴故事層層推進,又各自開展不同面向。或許因為主創為女性的緣故,妹妹的遭遇明顯較他人得到更細膩的刻畫:以灰色衣著象徵處於生死交界,尚聽得到人世間聲音,既為敘事結構帶來變化,也讓人切身感受受虐兒童如何被迫切斷「活著」的歸屬、眷戀與連結
11月
10
2026
觀眾對林獻堂先生在議會請置運動與文化協會的作為,應該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編劇或許可以嘗試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切入,探討林氏生平內在的衝突性,甚至以後見之明重新檢視他的環球見聞,點出作為一個「外來者」的主觀看法,與客觀現實之間的差異,或許更能刺激觀者對這段歷史的批判思考,凸顯林獻堂的志業的當代性意義。
11月
10
2026
但至少在這樣的編排中,民主不再只是等待被再現的歷史事件,而成為表演者之間如何分配時間、空間與觀看位置的問題。作品所追問的,或許不再是亞洲各地如何民主化,而是究竟何謂民主?
11月
10
2026
尤其在當代影像技術高度滲入日常生活的情境下,《太陽》所提出的問題,除了人類如何面對科技帶來的改變,也包括當觀看本身逐漸受到媒介影響,我們究竟是更接近眼前的真實,還是正在失去直接感受真實的能力?
11月
09
2026
《最後的錄音》以劇場工作者王墨林為核心,儘管王墨林的生命狀態,深刻地與戰後冷戰戒嚴體制,以及80年代的小劇場運動糾纏,但《最後的錄音》並不是一個讓人重回歷史,或意圖解決歷史的場所,而是帶領身體生產歷史的現場。
11月
09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