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小紅帽》的版本不勝枚舉，不只文本，每次的「講述」都必然產生變化，可能輕微顯示於對情節細節的描述，也可能顯現於講述者的姿態、語氣，或是講述重點的不同，但大略可濃縮為這樣的故事：「一名身著紅衣，或著頭戴紅帽的小女孩（甚少聽聞以男孩為主視角的版本，不過也並非完全沒有），帶著糕點或禮物，準備穿越森林，前往奶奶家（同樣地，故事裡的另二人通常都是母親和奶奶）。小女孩在路上遇見了大野狼，大野狼憑著計謀，搶先一步抵達奶奶家，隨後津津有味的分別吞下兩人。接著，一名獵人，或伐木工人，見到因飽腹而遲緩的大野狼，把一息尚存的奶奶和小紅帽從狼肚裡救了出來。」單以情節而言，波默拉（Joël Pommerat）的《小紅帽》完全復刻了上述的故事大綱。

紅色、女孩、野狼，上述元素幾乎成為某種刻板印象，成為「指認」小紅帽故事的必要條件。三者皆備或許影射對傳統架構的因循態度；缺一，或對元素的革新與修編，可能表示作者的不落窠臼、敢於創新、借古喻今的勇氣與社會關懷之情。

目前能在網路上見到的評論大多對本次演出表達讚賞，認同波默拉透過情節的改編、精巧的舞台調度、低明度與保持幽暗迷幻的燈光、節奏明確的聲響設計等，成功為古老的童話故事梳理出新意，以簡單、豐富的表現手法表述出成長之途的困難、情感，以及當代人羞於言明，或是難以啟齒的親子關係習題。評論家同時會大力讚揚以兩位「女」演員（顯而易見，波默拉維持了小紅帽故事裡以女性為主角的傳統）交互扮演三代女性的手法出眾，小紅帽同時扮演奶奶、母親年老後復刻自己母親的形象、成年的小紅帽與母親如出一轍……，這一切彷彿對生命的輪迴隱喻，而本劇對孩童是如何習得社會形象、如何在成人的錯誤示範後踏足世界，卻又周而復始，提出難解、富含寓意的大哉問。

2017年遠流出版了《喬埃・波默拉的童話三部曲劇本書》，波默拉在其序言裡說明自己的創作方式：「……力圖以真實的角度去描繪虛構的事件、盡可能地去尋找一種最純粹、最直接的表達形式……我試著在充滿暗示的領域、較為隱晦的事物與清晰可辨的字句之間找到一種平衡。」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的演出節目單上，則是如此介紹：「⋯⋯波默拉想向現今的孩子們談談今日的社會，盡可能用最簡單且具體的方式，再一次去敘說這個小女孩的故事⋯⋯。」

實際上波默拉的《小紅帽》正是一樁「被講述」的故事。真實的以說書人破題，「講述」虛構的小紅帽故事，成為其所謂「隱晦」與「字句」的中介。一名「男性」說書人，他身著西服、動作輕鬆，先是以第三者的姿態步入舞台，爾後慢慢轉變，幾乎像是第一人稱。自此，未曾停止「講述」。

於是，小紅帽與母親並沒有表達自我的機會。她們無法言語，只能表現動作。說書人講述，小紅帽和母親喜歡玩一項恐怖的遊戲；甫語畢，母親立即變身成怪獸形象，追趕小紅帽。說書人講述，冷漠的母親不願花時間和女孩相處，觀眾立即見到孤單一人的小紅帽，眼看著踮起腳尖、模仿著高跟鞋走路姿勢的母親，漫無目的地在台上行走，伴隨著敲擊聲響。至於，為何扮演母親的演員必須總是踮著腳尖、假裝穿著高跟鞋的行走，甚至成年後的小紅帽也繼承了這個動作，除了表達「桎梏」，以及對「成年女性」的刻板刻畫，似乎難再找到更有意義的解答。

聲響和說書人成為舞台上唯二擁有話語權的部分。身形再精彩、情緒再迷人的小紅帽與母親，終究只是失去自我的幻像。小紅帽期待探望奶奶的渴望、因為與母親的冷淡而起的孤獨感……這一切都由說書人講述。因此，觀眾要如何在「所有女性角色們不過是重演男性說書人講述內容」的狀態下，認同《小紅帽》可能是一樁呼應現代人生活的女性成長故事呢？

著實使人嘆惜，小紅帽唯一能有的發聲機會，是在森林裡面對著由說書人扮演的野狼，敘述自己直面野狼的恐懼與無所畏懼。說書人不僅剝奪小紅帽講述自身的機會，如今更直接化身為真實的恐懼，追趕女孩的成長。最終，在已經吃掉奶奶的野狼不耐煩地誘騙小紅帽接近之時，雖已覺察異樣的小紅帽依然只能發出微弱的推託，在如雷的狼嚎聲中，接受被吞下肚的命運。

此時，說書人繼續講述小紅帽的結局。如同以往的故事版本，小紅帽和奶奶會被人所救。她步入成人世界，成為從前的母親，說書人又說：小紅帽永遠都會記得這段經歷。

依靠他者救贖、無法為自我書寫命運的小紅帽，最終能做的只有被動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