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廖建豪（2025年度專案評論人）

四、大事記到個人關鍵字的轉向：常民視角的政治缺席與轉化困境

在各自文本內容層面，蔡佾玲片段以九二一地震經歷提出板塊擠壓的恐懼，對位兩岸政治能量隨時可能釋放的戰爭風險；程時雍片段藉由CPR指出以目測呼吸取代觸摸確認的避嫌式自我保護法，並說明生理急救技術在戰爭心理潰堤前的無力。這樣的個體焦慮呈現雖具體，卻未能進一步擴張對戰爭的認知邊界，僅停留在美學式的比喻層次。相比之下，張汶皓片段以網球教練身分切入，將國際賽場比擬為戰爭，雖與兩岸政治命題有更直接的聯繫，卻也由於國際賽事的政治性困境在台灣社會的認知中，早已具備相對熟稔的基礎，甚至2018年還經歷了一系列東奧正名公投的辯論。因此，諸如不敢與國旗合照、不能以國名參賽、無法播放國歌或國旗禁入奧運等困境，在既有的認知框架上難以提供更深層的觀點轉化或辯證。

而整體文本之中，賴玟君片段談論關鍵字「自由」的環節最為費解。賴從「買零食的自由」與「吃零食的不自由」的矛盾出發，若此設計意欲從身體政治的權力鬥爭切入，目前的做法卻簡化為世俗的口腹之慾的控制，難以看見個體抗拒背後的政治壓力與必然性，隨後演員站上跑步機，自述戰爭爆發時即便缺乏交通工具，也要徒步返回台東的堅持，最終卻在體力不支下，向鏡頭展示一包經典台式零食「蚵仔煎洋芋片」草草收尾，整體敘事顯得瑣碎且混亂。

若無誤讀其片段從飲食消費與身體路徑出發的企圖，或許將「蚵仔煎洋芋片」替換為其他中國製零食，更能彰顯身體作為一個由求生本能與政治認同交織而成的多方角力場域。在這樣的條件下，演員首先對零食的抗拒，能從個人口腹之慾的克制，轉化為具備識別度的常民政治抗爭；而後來因體力不支而打破的禁忌又能再次發揮觀點上的顛覆，呈現在個體基本生存需求與集體政治認同約束之間的斷裂可能，以此從常民的視角複雜化我們對於戰爭之下「自由」的理解。

而這類從生存本能與地緣政治交織而出的辯證路徑，同樣能延伸至陳以恩片段對防災包物件的展開，進而形成一組對話框架。目前此片段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從女性處境出發，帶領觀者看見保險套與避孕藥作為戰時自我保護的必要物件，為戰爭帶入性別觀點的討論空間。然而，包內的其餘物件則多僅止於功能性的展示，未能挖掘更多對話空間，則稍顯可惜。例如包內顯眼的日式零食，若能跳脫個人喜好，試著延伸至物資的國際組成，或許能更諷刺地對比出戰爭與生存皆具備全球連動的本質。甚或可以大膽假設：若防災包內的基礎物資多數來自中國，當個體生存所需的供應鏈與敵國產生難以割離的依賴時，從常民的角度能提出我們該如何自處的更複雜的矛盾。

沒有派對（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林軒朗）

相較前述，蘇志翔與蕭東意片段則較具備拓展戰爭想像、理解異質觀點的潛力。蕭透過關鍵字「AI」進行AI影像諧擬，由劇場職位被取代的影像開展，延伸至當代戰爭外包給 AI 的科技治理圖景，包括自動化軍隊與武器、AI 街頭革命等，兼具娛樂性地將戰爭命題由武力衝突擴充至科技治理層面；蘇則指出關鍵字「老婆」作為自身最大（政治）弱點，若戰時家屬受制於敵手，身為意見領袖的自己恐怕也會進行爭議性的政治代言，這為理解當代具「染紅」爭議的意見領袖，提供了一條不同的理解路徑。然而，這種顛覆潛力亦伴隨論述上的闕漏：此種設定究竟是為爭議人物脫罪，抑或是變相要求常民體恤意見領袖的個體私情，進而棄守國家認同與集體社會安全？或許蘇與張的片段能夠並置於「個體與國家」的命題中進行討論，探討不同情境下究竟應相忍為國，還是優先保全個人生涯與家庭？而在戰爭下的思考尺度，又應落於個體、家庭、常民百姓還是整體國家的存續？進而產生跨越同溫層、具備翻轉可能的複雜對話。

綜觀而言，個人關鍵字的敘事結構，陷入了與兩岸政治主軸及社會事件複線相同的困境：片段間未能形成橫向的互文網絡，縱向的辯證深挖亦顯空缺。除了奧運議題外，這些片段與作品提及的各大社會事件幾近脫鉤，即便關鍵字皆源於戰爭的延伸討論，卻仍多著墨於個體的無力與焦慮，難以與兩岸政治節點產生進一步的對話。這種敘事上的困局，或許也反映了選角上觀點同質化的傾向，使得常民的視角被限制於相對一致的感性邏輯中，未能發揮「解放」宏觀大敘事的功能。

五、美學技術的傾斜：一次性符號轉向有機網絡的可能

如此一來，作品重心難免向技術展演傾斜。儘管全劇符號密度極高，導演亦不斷出招——如網球、大聲公、播音牆、震動儀器、即時與預錄影像的交疊、Google地圖、跑步機、電風扇、空拍機與計時器等——但這些物件多數僅服務於一次性的美學操作，或如其所是地服務於文本需求，未能透過並置與前後反覆的使用而延伸出更深層的解讀意義，例如，網球在後段雜亂畫面中不斷落下，除呼應運動員身分外，其象徵意涵顯得單薄；跑步機在賴玟君的片段中，亦僅如實地服務於「走回台東」的文本敘事。

事實上，並非完全讀不出部分符號間可能的對話意圖。例如作品末端，當舞台深處的播音牆推向舞台下緣形成 T 字型白色舞台，紛亂調度中落下的網球，或許帶有奧運「Taiwan In」的聯想空間（儘管現實中為羽球項目）；而「距離」這個命題在開場與節目冊中皆佔據相當篇幅，與跑步機理應也具備符號運用上的對話可能。這些對話潛能之所以未能落實，在於符號選材固然提供精準且具備單一環節的體感，但未能延伸產生交織性的解讀。例如開場宣告飛彈起飛至落下需時八分鐘，並透過計時器倒數，但在計時歸零後，除了演員將其收下台外並無其他延伸；這雖可解讀為呼應「那個」仍舊沒來的虛無，卻也棄置了符號間交織對話的空間。

沒有派對（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林軒朗）

對我而言，在開場八分鐘倒數計時的設計中，若能讓「網球與飛彈」並置，從天而降一顆網球，反而更能強化張汶皓片段中「運動賽事如戰場」的比喻，並讓後段不斷落下的網球從美學技術提升為具備連貫意義的深層符號；同樣地，若能讓跑步機與計時器進行交織對話，例如讓一名演員在這八分鐘內於跑步機上衝刺，當飛彈的高速墜落與人類在極限時間內逃跑距離的微不足道產生對比時，設計反而能從單一的「時間感」擴充至對「空間感」的認知，進而在戰爭條件下強化「距離」的異質層次，這不僅能深化賴片段中徒步回台東的身體經驗，更能使原本孤立的物件轉化為有機的符號網絡，從而避開因文本篇幅有限，而難以深化辯證的創作困境。

六、獨立音樂：歷史脈絡、地緣政治與挪用風險

最後，在獨立樂團線的處理中，當播音牆在劇末緩緩推向觀眾席，播放著中國獨立樂團萬能青年旅店的〈秦皇島〉，並伴隨簡體字歌詞投影時，至少浮現了兩層未經說明的斷裂。

首先，是獨立音樂／樂團的脈絡空缺。在劇末〈秦皇島〉播放中，即便歌詞被大寫投影，卻仍留下了解讀困境——歌詞中「橫渡海峽／年輕的人／看著他們／為了彼岸／驕傲地／滅亡」乍看之下若有似無地與兩岸政治有所關聯，但在缺乏脈絡的並置下，究竟指涉為何？而作品又為什麼特別是選擇草東沒有派對與萬能青年旅店進行並置？萬能青年旅店在中國與台灣的獨立音樂圈又處於什麼樣的政治位置？對於非獨立樂迷的觀者而言，這兩個獨立樂團所代表的文化脈絡與歷史意義是付之闕如的。整體敘事似乎更傾向於透過獨立音樂的進行氛圍營造，並預設了觀者對獨立音樂具有相當的熟悉度，導致無法理解的困境。

其次，是地緣政治中歷史符號的挪用風險。播音牆作為金門、廈門兩端進行意識形態鬥爭與心理戰的歷史工具，在對峙時期，金門北山播音牆以鄧麗君的歌聲作為心理戰主力，傳遞自由主義與溫情召喚；相對地，廈門廣播站則透過專業廣播員與投共軍官的口白，宣揚共產思想與社會主義的建設成果。而在這樣的符號歷史脈絡下，作品讓播音牆播放〈秦皇島〉，高聳巨大且步步逼近觀眾席，並在視覺上將其放置於演員的「小型大聲公」的對立面，究竟是意欲比擬兩種意識形態的對峙？抑或隱喻著中國獨立樂團及其背後廣袤文本，對台灣獨立樂團的勝出與碾壓？

因此，固然欣賞符號矛盾使用的野心，但缺乏脈絡的並置，除非是再度預設了觀者擁有同質的、對獨立音樂文化的深刻理解，抑或又是對播音牆歷史有著本島本位主義式的陌生，否則這種符號的運用又再次使作品陷入了危險之中。

七、派對與現代劇場觀眾：我們需要《沒有派對》嗎？

在一片喝采與掌聲的謝幕後，令我久久陷入思考的是，作品的成敗本質上似乎是一體兩面的，端看於怎麼理解作品的主要對話客群。

它的不足，源於它只了解同溫層，致使敘事邏輯難以與異質觀點產生對話，亦無力為紛雜的議題提出更深層的理解與轉化。因此，共鳴的前提預設了同一套史觀、同一套獨立音樂的文化語境，以及普遍處於「非直接關係人」的共時且同質位置，以此共享對於特定事件的時代焦慮；然而，它的成功，卻也恰恰在於對同溫層的掌握與了解。

沒有派對（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林軒朗）

特別是這群走進劇場的人，普遍並非社會事件的直接關係人，卻也是一群亟欲關心公共領域、被要求時刻保持覺察的受眾：從思考兩岸政治與國際關係，到關注人權、醫療、環境、勞動權益、科技媒體、族群關係、地方創生，還要愛護小動物。在事事皆需投注精力關懷與實踐的期許下，劇場成為了現代人安放集體焦慮的良好之處。即便這群人的焦慮相比於事件的直接關係人顯得微不足道，但特別是透過能大雜燴地對眾多議題進行快速唱名的作品，關懷萬事的重擔，似乎也能隨著「社會事件與兩岸政治」一一被指認的過程中，獲得了暫時的瓦解與安置。

因此，《沒有派對》除了命題本身便是透過獨立音樂呈現當代的集體焦慮以外，對於近十餘年間重大政治與社會事件的網羅與拼貼，也為這群亟需行動卻深感無力的現代劇場觀眾，提供了一次彷若透過藝文消費進行政治實踐的機會。換句話說，製演端負責將繁雜的社會與政治議題進行陳列，觀者則負責進入劇場進行關懷與藝文性的支持，整體行動轉化為對紛亂議題一次性、雨露均霑的全面關注。在這樣的觀演關係下，公共領域以濃縮的形式被置放於一場舞台上的私人派對之內，同溫層得以在喝采中，感受到自己正與當代社會並肩同行。

在這個碎片化且充滿無力感的時代，我們或許需要派對來釋放集體焦慮；但在納入藝文消費與政治實踐的落差、乃至於國家級資源分配的宏觀考量下，我們真的需要一場開在 TIFA 舞台上供同溫層宣洩吶喊的派對嗎？

延續閱讀　當公共領域坍縮成一場私人派對：《沒有派對》被外包的倫理與棄守的辯證（上），廖建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