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正熙（2026年度駐站評論人）

西元1927年5月，昭和年代初始，剛經歷文化協會分裂的林獻堂，踏上長達378天的環球之旅，足跡遍及亞非歐美大陸。他將這趟旅程所見所聞，以〈環球一週遊記〉為名刊載於《臺灣民報》。遊覽名勝景點之餘，他記錄了許多政治社會觀察，和對西方歷史的反思。環球之旅，是他早對兩個兒子許下的承諾，但出發時機，卻不免讓人揣度是否為了排解挫敗而生的鬱悶，或也隱含了痛定反思的意圖。

《大正十六年》編劇劉勇辰，以此為前提，以一個虛構的年份（「大正十六年」）為標題，將林獻堂的旅途見聞所思，與文協從成立到分裂的歷程，穿插交織，相互對照，最終以林先生在東京車站的迷失作結，呈現他對這位歷史人物一生志業的理解：未能真正開展的遠景，未能具體實踐的夢想。戲劇文本內容的豐富，可以印證編劇的用功與用心，但受限於篇幅，部分段落卻有淪為流水帳的疑慮；對文協內部左右之爭的描述，也稍嫌簡略，較難以深入闡明日本在大正時期的左派思想風潮，對台灣知識份子的衝擊。再者，林獻堂的身分與地位，讓他在擁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同時，卻也遭致保守順民的指摘，這一點是編劇可以再更深入探究的課題。

觀眾對林獻堂先生在議會請置運動與文化協會的作為，應該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編劇或許可以嘗試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切入，探討林氏生平內在的衝突性，甚至以後見之明重新檢視他的環球見聞，點出作為一個「外來者」的主觀看法，與客觀現實之間的差異，或許更能刺激觀者對這段歷史的批判思考，凸顯林獻堂的志業的當代性意義。

大正十六年（鐵支路邊創作體提供／攝影楊惟中）

團隊選擇紅樓劇場為演出場地，建築本身歷史、風格、與周邊街區氛圍，與作品主題的關聯性，可以理解，從劇場門口架設的古典留聲機發出的時代曲調，確實也能讓觀眾感受到某種懷舊情緒。只是，走進劇場，就會注意到紅樓劇場本身舞台條件的不足之處，對導演與設計者構成的挑戰。

除了舞台空間問題之外，眾多角色、場景的變換，是導演也必須解決的難題。導演（陳仕瑛）以相當純熟的舞台調度，適當地解決了戲劇空間和角色建立的問題，但舞台本身的格局，還是讓部分場景顯得侷促，也多少影響了敘事的流暢進展。因此，導演如果能對劇場空間的運用，有更大程度的突破，更多運用劇場本身的歷史性特色，或更能有效地引導觀眾進入林獻堂的時代，和他的人生旅途，呼應作品的主題性。演員的整體表現，值得肯定，能順利地在演員、角色、和歌隊之間轉換，維持戲劇敘事的流暢與完整。舞台與燈光設計（吳修和、吳品方）已盡其可能，克服劇場本身的問題，但佈景道具稍嫌簡陋，整體視覺效果差強人意。音樂設計（楊緬因）的復古風情，呼應作品主題與劇場空間特色，是吸引觀眾的亮點。

編導對語言的想法，是我比較有所疑慮的部分。演員以華語和台語混用為主，但不同語言的使用時機，與角色建立、彼此關係、和時空情境的關聯性，有些混亂，偶爾穿插的日語，也顯突兀。以作品主題而論，是歷史情境重現，或當代觀點評述，語言選擇是關鍵因素，我以為有再做斟酌的必要。

整體而論，《大正十六年》是一個嚴謹的製作，創作團隊的企圖心與用心，都值得肯定，回顧林獻堂先生生平，特別是那趟前所未見的環球之旅，不僅能充實深化我們對本地歷史人文的認識，也有助於我們反思當下的政治現實與社會氛圍。林獻堂先生的提問：「百姓都可以放心生活，不用煩惱講錯什麼話就被抓去關。不知道台灣未來會不會也變成這樣？」或許已不再有當時的那種迫切性，但考量當下的地緣政治現實，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型態，也並非那麼理所當然，或不受外在環境影響。劇作者的提問：「究竟哪裡才是他（林獻堂）的家呢」，也值得我們繼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