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與來自邊緣的迴響

旅韓舞者梁世懷曾在紀錄片《舞徑》中提到：「舞蹈就像是在販賣夢想一樣，賣時間、賣身體還有賣未來。」那倘若我們停止販售商品，又或者說「賣少一點？」這是否意味著，屬於我們的舞蹈那一扇大門將停止營運？

未必然，否則觀眾今天不會就看見李岱瑾、翁翠嬪、劉蕓瑄與羅瑋君等人，得以分享她們成為人母之後的舞蹈記憶，以及那些曾經糾結過的、需要沉默的、甚至達到一種臨界點以至獲得了更多勇氣的個人情緒。

一直以來，藝術文化的開拓往往被形容為一種志業，篳路藍縷的前人用時間去灌溉種子，生根發芽的大樹也似乎有開枝散葉的責任，故我們時常關注於「在路上」的舞者們，關注他們經歷過什麼，然後他們煥然一新地推出了什麼，而且一定得是嶄新的、不一樣的！

  黑眼睛跨劇團提供／攝影陳藝堂

至於隨著時間歷練而淡出舞壇的舞者們，是否就意味著回歸「平凡」？不，這樣的排他性似乎並不存在於主創作者余彥芳的眼中。《四媽俱樂部》（以下簡稱《四》）中的四位表演者，他們擁有各自難得的成像，而他們之所以受邀在場，一部分應和2022秋天藝術節的主題「接關」，另一部分則源自於主創作者對於「表演者」的困惑。

余彥芳的提問如雨水般不停激盪出迴響，而這樣的迴響彷彿來自中心的邊緣，辯證出不同的聲音與面向。更有趣的是，「邊緣的邊緣」正是此次提問所產生的效應。舞蹈是否美好？是！舞蹈是否伴隨不舒服？是！那舞蹈現在在你的生命中是什麼？表演者李岱瑾選擇不語的這一道題，其實也是余彥芳針對劇場中擁有舞蹈生命經驗的觀眾們，提出的質疑與漣漪。

  黑眼睛跨劇團提供／攝影陳藝堂

親吻自己的膝蓋，紀錄劇場週期與生命週期下的反省

《四》所使用的白色地板與牆面，是舞蹈類節目中不常見到的三面台，在這樣開放的環境中，余彥芳化身東道主，一邊清掃著地板，一邊與前來觀賞演出的民眾進行眼神上的互動與交流，而後方的四位客席舞者，則一邊閒話家常，一邊在舞台的練習把杆旁暖身走位。此刻的風景一如專業舞者在假日的閒暇中走進教室，隨窗外自然灑進的光源慵懶而舞，一顰一笑一回眸，細長的身影於愜意中不失半分優雅。

然而除了芭蕾以外，四位舞者過去學院派的背景也曾浸沐過現代舞、中國舞等技法，於是在作品的結構中，空間的流變如芭蕾舞的空氣，現代舞的水，或如中國舞的山林，皆形成一種符號式的指標。這些指標同時指涉了臺灣舞蹈教育的概況，以及指涉了臺灣舞者廣度的邊緣。

  黑眼睛跨劇團提供／攝影陳藝堂

邊緣究竟在何方？何方——正是輪廓諸般困境與環境生態之關竅所在。根據舞者所描述的生命經驗，練舞的過程總是充滿美好與挫折，這些吸收進身體的養分彷彿不曾隨時間而代謝，舞蹈不時提醒著他們自覺，但舞蹈似乎又可以與忘我可以劃上等號，同時，舞蹈也與傷痛脫離不了關係，傷痛與時間似乎讓舞者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而不能做什麼。最終，恰如《奇葩說》之中這段對話：

主持人馬東：「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終究會原諒那些曾經傷害過我們的人。」
導師主持人蔡康永：「那不是原諒，那叫算了。」

當舞者過去親吻自己的膝蓋時，是否也曾原諒過舞蹈所帶來的傷痛，還是想說算了？現在，當他們此刻站上舞台表演，與余彥芳進行人生對談，難以言說的部分是否算了，又或者已經原諒？以上，就是《四》在透過表演者搭建回憶的過程中，反向鞭笞觀者的拷問與信息。

舞蹈，身體語言作為一種載體

《四》的舞台與觀眾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在每一次階段轉換的過程中，觀眾都必然能感受到框框內所發生的事情是一場演出，然而在鑑賞的同時，自身又會不自覺地融入舞者侃侃而談的對話裡頭。

《四》的主軸裡，「真實感」是如此遠大於「編排」，縱然排除那些獨特的個人舞蹈經驗，這部作品裡所留下的生命歷程與家庭故事，還是能穿透不同人物角色的心坎，只因它所點染的情緒，如一抹嫣然的風景，而這樣的風景恰好是為了給兩種人細細靜觀，一是給台上的舞者，一是給台下的觀眾。

如此，「言語」與「身體」在筆者觀看《四》時，可以肯定是相當重要的「載體」。尤其，舞者的自白與搭檔的身體示範，讓我們可以清晰地明白此刻所發生的一切外貌與核心。不過，當舞者們演繹雲門舞集《薪傳》片段時，故事的樓層卻似乎自由落體到了一個近乎意外的階段，讓原本娓娓道來的情緒轉換到不同且違和的世界當中。

  黑眼睛跨劇團提供／攝影陳藝堂

此處筆者所反思的是「身體語言」獨立時，即是純舞蹈的部分。「身體語言」是否與所謂的「口說語言」擁有不同的維度與頻率？當舞者一邊說話一邊拿起彩帶、扇子與手絹等中國舞的元素道具演繹時，比喻火氣上升，當作蚊拍，或凸顯家用抹布的功能，這些比喻筆者都看得懂。但當她們開始「舞蹈」，做出中國舞的身段與動作卻沒有一邊說出相應的生命對話時，驀然間筆者油然生起了困惑。

這份困惑可能對應了藝術家蘇品文在《少女須知》演出所提出的經驗。蘇品文過去所學習的舞蹈，並無法有效成為她的故事的載體，於是乎，她選擇了相對純淨而直接的「裸體」來表達。《四》後半段的中國舞表演，是否也是載體錯置的消耗？或可能是最後一場舞台的范特西？能夠乘載表演者於前面段落「言語」與「身體」所累積的情境、語意及情感嗎？這是作品離開劇場之後，值得創作者省思的一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