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假設性核災發生後的近未來，一位肩負使命前往電廠救災的父親，因受幅射感染殉職，留下母女兩人所面對繼續生活下來的如常生活，為創劇團《日常之歌》所設定的情境。如此政治正確的主旨議題，卻被劇作者陳建成深藏在人物的對話，試圖用舉重若輕的手法，去反襯此一主旨的沈重與負荷，卻更陷入一種呢喃式自言自語，避重就輕，反而讓此一命題應該有的重量無法彰顯，成為文青式抒情感傷的「山地饅頭」(sentimental)，卻撞擊不了觀眾對此議題難以切身代換、感同身受，旁觀他人的痛苦過於頻繁麻木，心中所昇起的玻璃保護罩。

無論陳建成另一得獎作品《清洗》(2010年台灣文學獎劇本金典獎，後改名為《新天使》)，和2014年台北文學獎劇本首獎的《日常之歌》，都巧妙運用社會事件重大議題，作為寫作劇本的背景設定：《清洗》以2003年SARS爆發，和平醫院封院事件為發想，《日常之歌》以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福島核災作為創作靈感。以此重大災難為議題的好處在於人們對此都有鮮明的印象，自我對號入座，很容易投射內在的情感；缺點在於這樣的事件所引發背後龐巨的生命價值與創傷記憶，稍一不慎就易於被寫成大題小做、流於刻板的歷史事件，平面化訴諸於意識型態概念或道德勸說的陳述。陳建成為了規避如此的問題，兩個劇本都採取不直接明講背景的重大事件為何，無論在對話、獨白的台詞裡面，都策略性運用隱諱、間接、比喻的敘事，如《日常之歌》台詞內，以「塗鴉噴漆在你身上，周遭有看不見的皮膚腐爛、只有一隻眼睛、全身發黑的小孩子追著你跑」的台詞，來象徵核能輻射對於劇中女兒身體／心理無形的侵蝕與傷害。

但這樣的設定卻落入更尷尬的危機，觀眾都須進入一種假設的情境：角色不直接陳述，事件經由循序漸次表白與顯現的過程中，觀眾必須配合假裝事先不知道福島核災這件事，不知道核能輻射對人體所造成的傷害，如此一來，劇終前最後一場母女如歌隊輪番對話的揭露那一刻，觀眾才會有「啊！原來如此！」的反應，才有可能產生希臘悲劇，所要引發悲憫與恐懼的內在心理交互的感受，這或許不是劇作者想要達到的效果，如是這樣，最後安排母女揭露的動機為何就令人疑惑。並且弔詭的是，以此核災為發想的劇本，所要呈現倖存者災難創傷後生活的進行式，如此迂迴避開此次災難所帶來的生命重擊，不僅稀釋了所觸動引發人性的真實情感，更無法自圓其說陳建成在節目單提到：「開啟人性的倫理與人性的通道很可能是非常日常的，打開報紙，一個不起眼的社會新聞底下就容納所有當代的人性與倫理的議題。」既然平凡如實的新聞事件，即可包含叩問生命的議題，和《日常之歌》之所以選擇重大災難成為劇本內部肌理的路徑和通道，就相互矛盾，那麼核災設定的重要性又是什麼？

《日常之歌》將重大災害創傷症候群，與刻意營造的日常生活瑣碎的即景並置，卻相互扞格，既不想讓觀眾立即明瞭人物的傷痛，撿選出來的生活片斷，包含生命諸多抉擇(工作、感情、婚姻、生小孩等)，也只呈現斷面的結果，而不去顯露原因，觀眾無從建立投射於角色的情感，因此，對於她們承受核災有形／無形的苦痛，也無法感受。這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劇本裡面的台詞，從生活化日常平淡的對白，切換到抒發情感散文或接近詩化的語言，這中間的轉化究竟是什麼？(台灣文學獎的決審評審周慧玲，亦對陳建成《清洗》提出同樣的質疑)，當女兒與其男友重返核災的現場，透過他們的口頭描述引領觀眾去看到劇場內無法呈現的場景，這一場最能顯露此劇話語的無力感，與語言風格面對此一災難無法穿透、無法再現的窘境，就像此時投影在他們身上掠過的風景一樣，毫無觸感、毫無意義。如此的感傷抒情，可能遠遠比不上一張太田康介，進入福島第一核電廠警戒區，拍攝被遺忘在那裡的動物們的照片，直接打到人心。那麼究竟劇場如此獨特的介面，可以做到影像或圖像不能做到的究竟是什麼？劇場的目的又是什麼？陳建成所說藉由此劇：「希望別人也一起來關注」如此的議題，除了劇本內容主題政治正確之外，劇場內在真正能觸動人心的究竟是什麼？

導演湯京哲面對如此的劇本，想要呈現劇場中難以承受之「輕」，卻自我侷限在台詞、角色情緒間舉棋不定，舞台風格在意象形式(劇景以意象式吊滿熊玩偶的枯樹)與寫實表演之間擺盪不定，結果讓觀眾看到演員往往所表現出來，只有平版、單一的情感面向。劇本省略不去呈現事件原因的細節，經常耽溺於事件後果所造成的情緒反應，導演未能及時填補此一空缺，卻讓飾演女兒的演員動不動就流淚哭泣，更以音樂、情境渲染此種感傷抒情，動不動就在演員說到重要台詞時，加入音樂襯底，甚至在最後母親開口唱起「一隻鳥仔哮啾啾，找無巢」的歌，讓如此的溫情氾濫到極致，不僅輕盈不起來，反倒使得整體劇場傾斜走向一種假造的感傷氛圍，卻讓真實的情感猶如被隔絕在場上放置的玻璃魚缸內──導演用來隱喻象徵核災倖存者的生活困境，恰恰反照出此劇內在感受皆是隔了一層玻璃，展示給觀眾看，既觸不到，也無法聯結，甚至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