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張揚（臺灣青年指揮）

1996年，中國音樂的一代巨人——彭修文（1931 - 1996）病逝，隨著這位大師的遠去，他留下的，是數百首膾炙人口的經典樂曲、是當代國樂合奏的編制基礎、是數代國樂人心中難以磨滅的印記。

三十年後的今天，當指揮閻惠昌率領臺灣國樂團（以下簡稱NCO）、臺北市立國樂團（以下簡稱TCO），以「雙團聯演」之陣容，於國家音樂廳再度共譜彭氏經典之作時——無數熟悉的旋律次第響起，哲人已遠，然而他的音符從未沉寂。

將令一出　金嗩吶重現江湖

音樂會開場，由《將軍令》（1987）^【1】開序幕。以「將軍令」為名之曲牌，可見於中國傳統器樂的多種系統中，舉凡弦索樂、四川琴書、十番鑼鼓均可見其蹤影；彭修文之改編則以十番鑼鼓為基底，在傳統根基下以國樂合奏形式增添原先吹打樂的張力與色彩。閻惠昌以精煉簡潔的手勢引領嗩吶聲部奏出綿長的樂句，在聲部交替與速度轉換之間調度自如，使全曲張弛有度、氣勢恢弘。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曲終小鼓的高頻略顯薄弱，清脆的顆粒感無法完全透出，在本應全力推進的收尾處，稍有力道不足之憾。

而第二首《誼之風第二號－寶島》（1991），則是彭修文眾多創作中，少數以臺灣為題的創作之一。樂曲以朦朧迷幻的氛圍展開，配以胡琴群綿密的連音符，彷彿日出之時自海上遠觀臺灣寶島；當〈思想起〉的旋律逐漸浮出，悠遠的鄉愁便如晨霧散開般緩緩湧來。在TCO琵琶首席鄭聞欣的演繹下，這首源自恆春半島的古調顯得質樸、溫暖；在胡琴群的烘托之下，既不失獨奏的清晰輪廓，又與樂團融為一體，相得益彰。快板段落在不同聲部群的快速銜接雖偶有不順，但仍無損整體的流暢氣息，末段更以歡快、磅礴的氣勢收束全曲，令人在寧靜的鄉愁之後，感受到彭修文對這座島嶼的深切情意與讚嘆。

本場音樂會的最大亮點，莫過於指揮家劉江濱睽違多年，再度以嗩吶演奏家的身份執金嗩吶登台，獻演《喜豐收》^【2】（1972）。甫一出聲，那一貫的金亮音色與穿透力便響徹廳內，令人屏息；闊別多年，技藝雖不復年輕時之巔峰，然而劉江濱帶傷上陣，演出前還特地赴京、親向《喜豐收》首演者周東朝問道求藝，這份對音樂的謙遜與執著，或許比一次完美的演出更叫人動容。《喜豐收》本是一首洋溢喜慶氣息的歡騰之作，在歲月沉澱的閱歷與情感詮釋之下，那份豐收的喜悅不僅躍然於音符之間，更直抵聽者心底，掌聲經久不息。

上半場壓軸的《流水操》（1979），是屬於那個年代的經典印記。標誌性的〈流水〉動機甫一奏出，便瞬間將人帶入那令人神往的「老中廣」歲月。閻惠昌向來對旋律的線條與氣韻有著近乎嚴苛的要求，尤其在彈撥樂段的演奏法與行韻拿捏上，一絲不苟；從這份嚴謹之中，不難感受到他對亦師亦友的彭修文深沉的致敬與緬懷。有趣的是，從《流水操》中似乎隱約可窺見閻惠昌日後創作《水之聲》（1983）的影跡，或許這正是兩代大師之間薪火相傳、情誼相繫的最好印證——師者的音樂語言，早已悄然流淌進傳承者的筆墨之中，化為一條川流不息、亙古長存的河。

幽泉映月　鑼鼓震徹山河

下半場由NCO首席高孟嵐與TCO首席陳慧君連袂獻演《二泉映月》（1973）。《二泉映月》之於二胡演奏家，無疑是技巧、情感與人生閱歷的試金石；而此次以「雙協奏」形式呈現，更考驗兩位演奏家在音色融合與演奏法統合上的默契與功力。高孟嵐的演奏細緻溫婉，陳慧君則溫厚蒼勁，兩種氣質相輔相成，為原曲的情感層次平添了更豐富的色彩。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閻惠昌對樂曲高潮處的詮釋：他賦予了音樂一股堅韌不屈的意志之力，令人不禁聯想到彭修文編作此版本時所身處的時代處境；縱使歷經文革的政治責難與人生磨折，仍以音樂為志業，矢志不渝地開創屬於民族器樂的藝術道路。

緊接登場的《豐收鑼鼓》^【3】（1972），是又一時代經典；此曲以傳統舟山鑼鼓為基底，由彭修文與蔡惠泉攜手創作，甫問世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鮮為人知的是，正是憑藉著兩首同年的「豐收」之曲，彭修文得以引領廣播民族樂團在文革的洪流中逐步走出困境——那歡欣跳躍的音符背後，掩藏著一段難以言說的苦難歲月。本次演出則由NCO樂團副首席林雅雪、TCO擊樂首席謝從馨共同領軍擊樂聲部，兩人同台飆鼓、默契十足，將全曲演繹得酣暢淋漓，引得全場掌聲雷動。

壓軸登場的，是閻惠昌多年來的口袋曲目——幻想曲《秦・兵馬俑》（1984）。此曲問世逾四十年，始終是各地國樂團與指揮者樂於攀登的高峰，素有「國樂界的貝九」之譽，其經典地位毋庸置疑。閻惠昌全程背譜指揮，以精準而富有層次的手勢，將旋律的重音、高點與張力一一梳理得井然有序，舉手投足之間盡顯其對此曲的深厚積累與爐火純青的掌控。此外，筆者注意到一處饒富巧思的樂器調動：樂曲第二段中，原以高、低梆子演奏的「搗衣聲」，此次改由木魚替代，音色更顯圓潤，亦更貼近搗衣時應有的質感與聲響。而在兩團團員的精心演繹之下，第二段的抒情與思念之情表露無遺，恍若置身「猶是春閨夢裡人」的虛幻與惆悵之中，令人動容。最終，全團磅礴的鑼鼓聲與嗩吶聲交織轟鳴，以排山倒海之勢將樂曲推向最高潮，收束於浩蕩的餘響之中；這場跨越時代的音樂盛宴，至此畫下了壯闊的句點。

宗師身後　交響性與民族化的求索之道

彭修文曾言，民族器樂自有其內在的交響性，毋須刻意「交響化」^【4】；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一味向西方音樂技法靠攏，使民族音樂喪失其本有的性格與根底，產生需要「民族化」^【5】的問題。對於西方技法，他的態度從來不是拒斥，而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取其所長，化為己用，而非本末倒置地以西律中。

回望這場音樂會，從《將軍令》的吹打遺韻、《二泉映月》的哀戚婉轉，到《秦・兵馬俑》的史詩氣魄，彭修文的作品無一不以深厚的民族底蘊為根，卻又在編制與配器上展現出毫不遜色於西方交響樂的宏大格局。這或許正是他留給後世最深刻的啟示：現代國樂的宗師之道，不在於追隨，而在於確立自身的聲音。斯人已逝三十載，而這些樂音所承載的信念與追求，仍在一代代國樂人的手中薪火相傳、未曾止息。

注解

1、 本文所列之作品創作年份，皆參考自彭麗《彭修文民族管弦樂藝術研究》（2006）。

2、 此曲又有《喜送豐收糧》、《農家樂》等別名（彭麗，2006，頁220）

3、 此曲又名《歡慶大豐收》（彭麗，2006，頁220）

4、 相關論述，請見于慶新〈以獨特的民族風格屹立於世界藝術之林——指揮家、作曲家彭修文訪談錄〉（1995）。

5、 相關論述，請見彭修文〈民族樂隊音樂發展的幾個問題〉（1964）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