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國明（專案評論人）

事實上，有關台灣原住民族的調查研究、文化再現和觀光凝視的批判命題，早已在1990年代後殖民思潮引入時，有過不少精闢透徹的論辯，但時隔三十餘年，問題窠臼依然存在且更形詭譎，選擇重新涉足、挑戰相關議題的《泰雅精神文創劇場》（2023），顯然有其明確意圖。為了切中要害，整齣劇作將時空背景布局在即將停業的「彩虹灣原住民文化村」，並且，一開場就設定三位身穿泰雅族傳統服飾的族人員工，實地展示織布、弓箭及口簧琴的文化技藝，過程中他們還需要定時表演泰雅族歡樂歌（Rimuy sola rimuy yo）的舞蹈，乍看之下，儼然是台灣社會長久以來消費原住民族文化的模式。

然而，必須留意的是，原住民被當作「活人展示」的脈絡，實則可以追溯至1903年於日本大阪舉辦的第五回勸業博覽會，當時設立的學術人類館是以知識之名陳設台灣生蕃、熟蕃和土人的活人展示，「設置模擬當地住居的建物，展示人們在其中生活的樣子」。^【1】其後，這樣的手法開始盛行於展示殖民地的博覽會，甚至進一步安排原住民上台表演歌舞，當作宣傳噱頭，逐步構成原住民觀光化的文化支配。

泰雅精神文創劇場（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提供/攝影林育全）

由此來看，通過舞台搭建劇場的空間形制，《泰雅精神文創劇場》想要回應的，其實還是「再現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的關鍵命題。首先，在劇作的前半部分，主要圍繞在那三位受僱於文化村的泰雅族員工的對話互動上，當他們面臨園區營業的最後一天，口操標準華語的男性主管以畫外音的權威旁白現形，命令三人將劇場內展示的泰雅族文物、標本及布景全部丟棄，獨獨留下尚能使用的咖啡機和延長線，而礙於職位權力階序，也只能苦中作樂地逐一整理打包，喃喃怨懟「用我們的文化賺錢」。不過，這樣拆解園區劇場的過程，照理說是要奪回弱勢族裔的抵抗動能，但在原住民族與台灣社會千絲萬縷的歷史糾葛下，反而消除了這股解殖力量，多少映現其中弔詭的依存關係。

正如同劇作中間的轉折，一位想要找尋「真正」原住民的研究生，踏入文化村進行田野調查，如此荒誕的知識背景恰巧碰上正在收拾劇場的現場，三人眼見遊客的到來，趕緊重新組裝布景道具、展示文化技藝，當研究生怯怯詢問「請問你們是原住民嗎」時，表演歡樂歌的音樂再度響起，並且，搭配口操標準華語的女性配音解說這段歌舞，霎那間，彷彿回到1970年代《改善中的山胞生活》（1973）這段新聞片裡的歷史場景。^【2】此時，謬誤的文化認知和園區的展示文化相遇，雖然藉此引發不少戲劇效果，卻也不免令人想起後殖民主義學者阿爾貝・敏米（Albert Memmi）所言，原是由殖民者刻意塑造、傳播的形象，竟然在相當程度上，為被殖民者所接受、容忍，因而變得有點真實，成為被殖民者真實塑像的一部分。^【3】

泰雅精神文創劇場（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提供/攝影林育全）

到了後半部分，隨著研究生和族人員工的互動發展，逐漸開啟田野訪談的資料採集工作，進而衍生出諸多有關田野倫理的討論課題。具體來說，以「原住民自我認同與社會現況」為題的研究生，先後採訪了三人，共同問題都是「你認為的泰雅精神是什麼」，過程中每個人若有所思地拋出不同答案，像是織布、樂觀、分享、紋面、狩獵等等，接著會各自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但就像當中的尖銳提問「你們的漢人精神是什麼」，顯然是反詰如何看待、記錄、描述及思考原住民族的學術研究。劇末，清理劇場完畢後，三人向研究生道別離去，舞台上只剩下泰雅二字的招牌，這時研究生開始對著筆電錄製田野筆記，歸結自己的詮釋「泰雅精神應該是泰雅族人的信念」，但話語剛落，一條蛇從天而降，嚇得將筆電摔落在地斷裂兩半，至此全劇落幕。

或許，正如導演徐堰鈴說的，「這齣劇用幽默與溫柔，道出台灣原民日常生活困境」，^【4】而劇中吐露的一段心聲幾乎可視為劇作要旨，「原住民的問題，你不用笑話的方式講，平地人不會聽」，這就不難理解整齣戲劇運用華語干預、擬仿的方式，形成某種型態的殖民學舌（colonial mimicry），用來迫使主流社會正視弱勢族裔的手段。但是，在歡喜笑鬧之餘，《泰雅精神文創劇場》提出的文化思考仍舊無法突圍當前原住民族和台灣社會複雜糾結的關係，像是劇中述及的原住民保留地的買賣、開發，就不是再現政治所能釐清的，甚至汲汲探求的「泰雅精神是什麼」，終究也未能提出適切的回應。如此一來，三十年後重新挑戰原住民族的後殖民課題，顯然還是困陷於當時的時空。

注解

1、松田京子，《帝國的思考：日本帝國對台灣原住民的知識支配》（台北：衛城出版，2019.07），頁211。

2、台灣電影文化公司，《改善中的山胞生活》（台北：台灣電影文化公司，1973年）。

3、阿爾貝・敏米（Albert Memmi），〈殖民者與受殖者〉，《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01）。

4、徐堰鈴，〈導演的話〉，《泰雅精神文創劇場》節目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