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底帕斯在歐洲文化扮演著重要角色，是文學到哲學重要的意象。這樣的劇碼在金枝演社手中以環境劇場現身了。金枝演社在國家音樂廳五號門重新搭建了一個開放的戶外劇場，這個呈現著類馬蹄型的舞臺便是一場伊底帕斯犧牲的祭典現場。在這個空間中所有觀眾被拉進了這個露天舞臺成為了城邦公民的一員，溫習著希臘戲劇典型的劇碼「自我實現的預言」。不過伊底帕斯如何殺害先王萊厄斯在金枝演社的詮釋中並非重點，伊底帕斯如何面對Sphinx 謎語的橋段也不是，金枝演社將重點放在伊底帕斯面對真相反對到接受的心理衝突。以臺語語音演出的過程，伊底帕斯逐步知道真相的過程中從人到非人犧牲的步驟成為舞臺的重點。觀眾作為城邦的一份子，雖然可惜不存在著互動的部分，但卻也必須目睹著人生存在律法的矛盾面目。

城邦與律法的關係在金枝演社的呈現中顯得相當明顯。現實上希臘的城邦的法律、重大政策、方針都要經過公民大會通過，律法是在城邦的單位中實現的。如果伊底帕斯是外邦人，自然不需遵從本邦的律法，這個層次上在皇后的台詞中反覆地透露了這樣的線索。在金枝的演繹中，《伊底帕斯王》背後涉及到了雅典法律的範圍與本邦人公民認定的關係，以及家族與城邦中的法律衝突。這背後「保護陌生人」是希臘的倫理面目，例如其他的希臘戲劇作品裡《希波呂拖斯》與《酒神女信徒》都會看到這樣的面目──神雖會在必要的時候懲罰人但並不會感召人去懲罰人，罪的逞罰形式是這齣戲的關鍵。戲劇中，雖然劇團不一定著眼著有效率的文化翻譯，但例如最後皇后的自殺在戲劇中的呈現是否屬於著一種冷祭品的考量，或是最後伊底帕斯並未求死而是自我放逐這是可以多作思考，或是說，這一齣戲在翻譯語境中再現的犧牲到底意味著什麼以及反應著怎樣的法律觀念或許是在戲劇效果中可以留意的。

金枝演社的詮釋中，透過了面具形塑了舞臺上的角色。過去面具在希臘的戲劇史中是隨著劇場規模的擴大所形成的演出手法，也是劇場空間慢慢失去民主功能的表徵，但在金枝的表演中這些面具也作為城邦中法人身分的象徵。除了吹笛人，主要角色都是以面具的方式在劇場空間中展演，在伊底帕斯最後知道了真相之後，自毀雙眼流放自己。劇末伊底帕斯（施冬麟飾）卸下面具與所有面目恢復幾近赤裸的狀態，完成了某種裸命的形象結束了伊底帕斯的演出。

哲學家阿岡本眼中，被主權之法所擄獲而成為載體的正是暴露其中的生命──裸命。金枝演社採取的手法將此一形像展開，並且將阿岡本討論的「罪疚」置於極為重要的部分。而對比於伊底帕斯，在金枝演社中穿插劇場上下空間的吹笛人，則是作為另一種責任政治的角色，見證者。吹笛人作為亞里斯多德思辨、抉擇、行動與監督制衡的角色，形成與觀眾站在一起的另一種政治主體。這裡正義之笛與裸命在金枝演社的詮釋中有著極為深刻的對話，尤其在伊底帕斯自我流放的完成，吹笛者再次現身，法作為抽象的結構再次與觀眾站在一起的效果。當然如果在這個層次上能在戲劇效果中處理，或許吹笛人與伊底帕斯這種雙重的政治功能對《伊底帕斯王》將會有更強的張力存在。金枝演社常年成功帶來許多優秀的演出，如何在形式之外將外來戲劇的概念在戲劇場域中帶著批判性去展演與翻譯或許更是《伊底帕斯王》在語音的優勢中更能挑戰與思考的文化任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