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凱（專案評論人）

坐落於萬華區萬大路，隱藏在巷弄之間的水谷藝術成立邁入第六年，【1】這間外觀、結構都與尋常民宅無異的五層建築，是國內幾個新興的當代藝術展覽空間之一。水谷藝術的建物是上世紀末典型的臺灣透天建築，狹長的縱深、偏窄偏陡的樓梯、房間與房間之間呈現出的擠壓感，都讓人一進屋就感到滿滿的懷念。而這樣的懷舊氛圍又與水谷藝術當代、實驗、跨域的策展路線有著明顯而極端的衝突和反差，讓觀者每每著迷於展覽與建築之間碰撞出的奇幻場景。

甫自歐陸歸國的行為藝術家許懿婷，今年春天於水谷藝術舉辦個展「飄浮身體－挖掘第三空間」（簡稱「飄浮身體」），內容包括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日的裝置、現場行為及行為紀錄展，還有五月十號下午三個售票場次，由黃紹萱導演，許懿婷任創作顧問的跨域展演《阮兜322巷6號》（簡稱阮兜）。【2】「飄浮身體」展覽聚焦在藝術家長年關注的階級衝撞、社會壓迫等議題，作品多探討日常生活中的界線：國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公私之間的界線，再從中延伸出各種界線自然派生之兩造對話的「高度差異」，探討身分與階級之間的矛盾，諸如展覽期間的行為藝術作品〈之上〉，許懿婷在水谷藝術的頂樓窗台延伸出一跳水台般的木板，站在五樓高的空中吃著瓜子，並將瓜子殼恣意扔下地面；〈我們〉則是將四張椅子安裝在四樓牆壁高處，椅子上的行為者斜眼盯著參觀民眾沉默不語。兩者皆是透過物理上與觀眾的相對位置，以奇幻的景觀暗喻社會環境中的階級對話，而展覽期間的展演《阮兜》，則回歸水谷藝術的家屋空間，以「家的想像」為核心命題，結合行為藝術、舞蹈、互動、裝置、現場演奏等各個領域的創作者及表演者，共同丟出自身對家的詮釋。

《阮兜》從展場的導覽開始，許懿婷著套裝紗裙，戴著禮賓手套，以導覽解說員的腳色帶領觀眾進入位於水谷藝術的「飄浮身體」展覽空間，逐樓逐項地解說自己的作品。許懿婷隱藏自己藝術家的身分，用第三人稱的解說角度快速帶著觀眾了解「飄浮身體」的策展脈絡與作品內涵，隨後，表演啟動，許懿婷仍身在展場導覽員／管理者的角色裏頭，但旋即與觀眾切斷互動，自顧自地重複打掃、吃水果、脫衣服等動作。原本隨觀眾上樓、夾雜在群眾隊伍中的其他表演者開始與作品互動、表演，或是用原先設計好的對話主題與觀眾交流。

《阮兜》並不完全是以「飄浮身體」做為發展的基礎，而是以水谷藝術的建物特質去闡述自身的課題。演出內容或許多少延伸了展出作品的思考，但絕大部分仍是以許懿婷作品與建物之間的關係作為開展的立基點。以〈我們〉為例 ，這件原本在關渡美術館展出的作品，原本是批判、反諷藝術教育中的評審、徵選制度中的權力壓迫，但當〈我們〉被移出美術館空間，原本的批判對象便隨之消逝。表演者坐在高空的椅子上，做為作品一部份的行為者，在演出進行中開啟了「家人與自身的期望」的話題，將原本的批判對象轉移至家庭中的權力關係，而〈我們〉的內涵就在《阮兜》之中產生了質變。

阮兜322巷6號（阮兜322巷6號演出團隊提供）

這樣的創作策略並不能說是無效的，如果單純把《阮兜》當作一場老舊建築的夢境，當作對於每個人幼兒時懵懂模糊的家屋記憶的一種觸碰、勾勒，它的確有其引人入勝而詭譎唯美的一面，但其與「飄浮身體」展覽的斷裂和疏離，卻令人感到有點徬徨失措，摸不清創作團隊對於兩個製作之間，該呈現什麼樣的相互關係，是否有足夠明確的意識或立場。例如二樓的錄像裝置〈邊界之間〉，是房間中一排沿對角線懸掛的筆電，錄像內容是許懿婷透過網路，聯絡在歐陸生活的友人，在捷克與波蘭國界線的兩側玩桌球或飛盤等雙人遊戲。而《阮兜》的表演者則是在這一排筆電的兩側互擲紙飛機，雖然（展演與展覽作品之間的）形式相近，但《阮兜》裡頭這段直接以影音器材（筆電）作為互動對象的展演，很大幅度地削滅了〈邊界之間〉的原有內涵，成為一種單純對展覽作品及影像的模仿或戲謔。又如舞者高詠婕和樂手林語桐，是《阮兜》之中唯二自始至終都嚴守第四面牆的表演者，他們恣意地在建築物中遊走、即興表演，卻與展場裡的作品和其他演出內容有著無以名狀的隔閡，呈現一種不自然的孤立狀態。

不過，雖然《阮兜》的主題和定位稍嫌不夠成熟，但我認為在這樣一個沒有固定文本的演出中，導演黃紹萱確實地掌握了縱向結構的平衡：利用聲音及表演者的編排，吸引觀眾的注意，於特定的時間段將觀眾聚集在特定的樓層、場域中，讓整個表演的架構不至於因即興互動的形式而潰散。順帶一提，《阮兜》每場次的觀眾數上限是十五人，在疫情影響活動人數被強制限縮的情況下，感謝我們還有像《阮兜》這樣的小型非典型創作，能夠讓藝文不致於完全從日常生活中消失，在巷弄的角落中燃燒淡淡的光與熱。

註釋

1、https://waleyart.wixsite.com/website/about

2、332巷6號既為水谷藝術在萬大路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