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時，長義閣掌中劇團推出《掌中家書．朱一貴》（以下簡稱《掌中家書》）一劇，透過將布袋戲與現代戲劇結合，訴說朱一貴故事對長義閣家族史、以及在臺灣史上的意義，同時也有為布袋戲的表演形式打開新局的意義。

《掌中家書》的多層結構敘事，較明顯的其中兩條為：以現代戲劇呈現的長義閣家族史，與以布袋戲呈現的朱一貴故事，兩條敘事線相互結合對照，點出劇中「阿公與朱一貴都是同一種人」的情感投射。至於劇中作為引子的禁戲〈林沖夜奔〉，則隱微地以「戲中戲中戲」的第三條敘事結構，作為對抗時局禁錮的背景與生命張力。

演出半年後，長義閣則將其中現代戲劇的內容抽離、修編為本次推出的《天諭之徒》，將敘事內容更聚焦於朱一貴在「天命」所趨下，從發跡至敗亡的歷程。從內容而言，《天諭之徒》只對《掌中家書》中朱一貴的部分進行細部修整、並無大幅改動；從主題而論，則有從家族史轉向討論「天命」之於朱一貴做為「人」的影響力；從演出效果來說，對於在《掌中家書》身兼戲劇演員的藝師來說，《天諭之徒》的修編，或能更專注地在偶戲表演上，觀眾亦可免於布袋戲與現代戲劇在同一表演空間中，兩種演出形式相互輔助、卻也彼此競逐的感受。

從劇名來看，朱一貴的發跡是「天諭」：編劇刪去了原《掌中家書》王玉全委託和尚宣傳朱一貴帶天命一段，僅留下和尚對群眾宣傳，與王玉全求卦得「一貴為王」的藏頭詩兩段情節，使「天命」成為人造時勢的「人為」結果，而真正的「天命」——即第五場憶往中提到幼時曾得指點必須離群索居、否則將帶來災難——反遭埋沒。真實天命的隱沒、與人造的天命被揚升，進而強化朱一貴起義不僅是群眾擁立的黃袍加身、更具有稱王的「正當性」。此正當性亦區隔引子〈林沖夜奔〉為時勢所逼、奔上梁山的主題，更為此劇之反諷天命留下伏筆。

朱一貴稱王，看似是天命，實為人造時勢與個人選擇所趨，此事對群眾而言是英雄，對政府而言是流寇。此種雙重特質，實質上與〈林沖夜奔〉等《水滸傳》梁山好漢並無區別，且最終迎來的都是悲劇——此點從朱一貴敗亡，並對王玉全從不說完《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的故事感到遺憾，王玉全則點出兩個故事都是觀眾不喜歡的悲劇可知。因此編劇將〈林沖夜奔〉做為《天諭之徒》的引子，從表面上來看，是對只看到前半齣〈林沖夜奔〉的劇中人指出朱一貴與林沖雖都是反抗者，但前者卻更帶有天命所示的正當性，可為群眾所追隨；對於劇外的觀眾認知的《水滸傳》結局、與演出所呈現的內容來說，則同是時勢造英雄，以及選擇後難以回頭的喟嘆與惋惜。

此外，《天諭之徒》修編後的主題移轉，不僅使敘事主線更為聚焦，同時也令《掌中家書》未能找到適當的對照處的朱一貴與阿春、吳外與花姐此兩組的情感，較可得到妥適的安置處。在《掌中家書》中，由於家族史與朱一貴生命史的兩條敘事線綰合為劇中的大脈絡，人物情愛的部分僅能成為點綴式的柔情轉折、或是劇中的笑料。

但《天諭之徒》在抽離做為前提的家族史後，儘管兩組人物的情感鋪陳內容不變，卻反而能夠使抗爭與情愛經由人物在生命中的無數選擇被結合，諸如朱一貴為何選擇接納阿春、為何選擇與阿春母子生死別離的結局；做為對照組的吳外與花姐，雖是插科打諢的甘草角色，但打鬧中逐漸看見彼此真心、且一前一後希望在陰間相會而赴死。兩組人物雖然在愛情的表述方法與命運結局各不相同，但這當中卻是經過人物有意無意的選擇而形成的對照性結局，表現出在亂世衝突中，不同性格與身分的人如何表述他們的情愛。

以作意來說，朱一貴故事之於長義閣，是相當重要的故事主題。從1997年《南臺灣風雲錄：鴨母王魂斷六腳溝尾寮》以悲劇英雄的形象塑造朱一貴的形象，到2021年《掌中家書》以朱一貴故事對家族史與臺灣史的重大意義，再至《天諭之徒》以「天命／人為」的諷喻角度來看朱一貴稱王的過程。

重說故事，是對前輩的致敬，也是從不同時代的角度與方法重新詮釋故事。

《天諭之徒》雖然以「天命」做為命題，但敘事當中，卻無不呈現出人為的操作與選擇，除是反諷天命的不可違逆外、更諭示所有的一切都是人所選擇的——無論是選擇走上沒人走過的路、或是選擇走下人生的戲台皆是。此種詮釋角度，也是長義閣對朱一貴故事的再次翻新，從而闡釋「命由己造」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