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正熙（2023駐站評論人）

一個微風徐徐的午後，走在台中新的發展中心「七期重劃區」，走過那一幢幢的豪宅大廈，走向國際知名建築師設計的台中國家歌劇院，為的是一場關於土地與人民、交通建設與環境生態、官僚體制與勞動群眾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小劇場演出。  

因此，這個經驗的意義是什麼？  

由差事劇團與石岡媽媽劇團共同演出的《千年之遇》，結合客家老山歌、南管、薩滿提琴，嘗試探討客庄生活與文化，受國土開發政策和現實利益的影響，所面臨的劇變與消失危機，探討的具體議題，就是在地的「石岡反徵收自救會」，因為土地徵收，影響農作，規劃路線途經曾受九二一地震災影響的斷層地帶，而引發的安全疑慮，對「東豐快速道路」建設計畫的持續抗爭。

《千年之遇》首演於去年11月，地點就在石岡梨園戶外劇場，是一個結合地景漫遊的環境/民眾劇場作品，此次在歌劇院小劇場的演出，脫離了原來的空間脈絡，成為一個典型的小劇場演出。因此，對這場演出的討論與評價，就需要完全不同的詮釋架構，無論是美感經驗或議題探討，也就不再只是單純的認同、支持，或不免帶點浪漫氣息的「相遇之約」。

就演出本身而論，《千年之遇》是一個「失焦」的作品：不同表演形式的跳躍交錯，將整個舞台敘事割裂成零散的片段，始終無法聚焦，模糊的意象倏忽而過（「高架道路從農地上方飛過」），仿佛翻閱過一張張失焦的老相片；山歌、南管、詩、提琴，各自發聲，偶有呼應，卻不足以構成「對話」，最後一段的擊鼓表演，突兀難解：演出者將舞台後門打開，露出劇場外的草地與戶外展演空間，試圖重現地景漫遊或環境劇場的氛圍，遠方幾個路過行人被擊鼓聲吸引卻不明所以，佇足張望成為演出背景，卻更凸顯出劇場與真實的距離。

因此，就演出者要探討的議題，或表達的抗爭訴求而論，《千年之遇》所提出的論述，也是失焦的。

我可以理解，任何與「東豐快速道路」計畫類似議題的提出，不僅只是相關社群必須自己面對的挑戰，而隱含著更深刻，與一般社會大眾都有關係的政治思考：追求便利快速的代價是什麼？由誰承擔？我們習以為常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個人生活方式，是否為適切且合乎人性的？只是，對於非在地的人們（在場的部分或多數觀眾），「東豐快速道路」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終究不是切身而即時的；交通建設的便利性，與環境改變（破壞）的代價，兩者之間的權衡，對於沿線的不同村里聚落，似乎也並無一致的準繩，自救會抗爭民眾（演出者）在這個議題上的立場，有其正當性，但如何得到更廣泛的認同，不僅不是理所當然，更是困難的。

因此，《千年之遇》的對話、吟唱、身段、詩、與音樂，除了劇場性、表演性的意義以外，是否能夠觸及議題本身的複雜內涵，和其中的利害關係網絡，美學、詩意、情感，在劇場以外的現實世界中，如何才能不被開發的巨輪碾壓，不被車流的呼嘯淹沒，讓我這樣的「旁觀者」也能感受到切身的意涵，對創作者來說，都是艱難卻不能不面對的提問。

或者，換個方式提問：如果「地景的毀滅是真實，人文的改變是真實」，那麼，劇場的真實，詩的真實，如何才能真正「賦權」？

《千年之遇》被抽離既有的空間與生活脈絡，放置在一個反映特定階級意識的文化建構裡，就和位在重劃區豪宅群落當中的歌劇院一樣，呈現出某種弔詭的狀態：在一個印證城市之「仕紳化（gentrification）」的「公共紀念碑」裡，演出一齣關於邊緣社區如何受都會中心的思考邏輯牽制影響的作品，身為觀眾的我，如何協調這之間的衝突矛盾？這樣的作品，有無可能，如何才能對當代社會的空間體制，提出有力的挑戰？  

或者，如本文開頭的提問：「這個經驗的意義是什麼？」

差事劇團長期以來與石岡媽媽劇團的合作，是本地社區劇場、民眾劇場的一個典範，提示了我：「劇場創作和日常生活勞動，不可分割，不僅作為素材，更是具體的實踐」，而隱含在劇團作品中的「抗爭」意識，也能不斷「對當代的生產體制與發展邏輯提出質問」，刺激我們從不同角度，思考劇場與社會的關係。我對《千年之遇》的演出，因此有了複雜而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是對演出者的良善初心的感佩，另一方面，是對作品本身的不滿；一方面是無法否定的感情用事，另一方面，卻是同樣不能無視的理性判準。

「愛之深，責之切」的陳腔，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我多麼希望能更理直氣壯地接受那最簡單、最單純的想像與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