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駁二的劇場空間，進入眼簾的是一間不到兩坪大小的單人牢房。從牢房延伸出的，是一條狹長型舞台。長型舞台的兩側放置了數排與舞台平行、讓觀眾入座的椅子。舞台前方，則另安排了階梯式的觀眾席【1】。

我選擇了坐在舞台對坐區靠舞台右側的第二排坐椅，離長形舞台的中央，僅有一個手臂半的距離。座位右後方的靠牆處，有一架高的螢幕。

緩慢的樂音加上昏暗的場燈，如風雨欲來前、罩著山頭的大片烏雲。凝塑出戲未演，卻已定調出死亡必然敲門的沈重。尚未知悉的，是行刑的精確時辰。

微弱的燈光從牢房漾出。由演員陳以文飾演的死囚角色，從單人床上起身，燈光漸亮，他開始了起床後的作息：刷牙、蹲下身拿臉盆、洗臉。犯人的身影消失在視線外。轉頭搜尋身後的大螢幕，即時攝影的鏡頭，清楚的實況播放著犯人在洗手槽旁蜷曲的身影。

他做著日常的動作。是今日的日常，也是終日待在牢房裡、日復一日的日常。梳洗完畢後，面對牢房門口舒展四肢，活動身體。在狹長的監牢裡，囚犯恣意地展開雙臂，做出一連串已成為「囚犯的一天」、象徵著萬年不變的開始。那些流動、活絡四肢與身體的無聲動作，對應著生硬鐵牢與無生命鐵柱的無所回應。一股嘲諷生命與自由之間，到底是正向或逆向的連動關係，留待看倌各自咀嚼。

活動後，他沿著床邊坐下，翻閱手中的書。無語的開場與身為囚犯的日常，是戲裡角色再平常不過的生活。身為觀者，除了好奇地想窺探牢房內，角色無聲、但有意識流動的每個行為，同時面對異常安靜的舞台，而有意識地體認到隨時間推演而逐漸流失的耐心。兩樣的情緒交會產生一種「過份期待的焦慮」。而這樣的安排，是否是導演張哲龍刻意設計，讓觀眾能在劇場的看戲經驗裡，間接體會死囚必須無時無刻處在「無止境的等待行刑之日」與「明白死亡必來卻仍擁有求生欲望」的擺盪間，對時間流逝而產生的矛盾感？

戲從囚犯與自己獨處的內在狀態，逐漸發展至因為來探監的眾人而表現於外的情感波動。

探監的他者，包括囚犯的朋友、妻子、母親、以及受害者家屬。

每一回在狹長舞台區進行的會客場景，都是先暗燈，兩位黑衣人將折疊式長桌搬上舞台。燈亮前，囚犯和探監者，除了母親之外的角色，皆已面對面就座。燈亮起時，觀眾即能從角色的坐姿、面容與眼神，感受飽滿的情緒張力。

每一段囚犯與探監者的對話，觀眾即能多了解一點囚犯的生活與家庭背景、犯罪原因、個性、親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與牽掛。

劇情著重在確定行刑前的情境脈絡下，讓每回會客，皆成為彼此的最後一面。以情節內容與會客安排的場景來看，似乎有可能因為諸多儀式化的共同性而產生劇情扁平化的危險。但是演員洗鍊的演技與台詞詮釋間展露出的情感，加上導演利用長型舞台空間的特色，即運用兩人間的物理距離，包括距離之間的長短、距離來回折返、移動距離間的停止，暗喻了角色間心理距離與雙方關係的變化。細緻的情緒鋪陳與走位，消解了可能會因為畫面與情節單一化，而讓觀眾感到無聊的情況。

母親進入會客室的方式，是演員朱芷瑩以老態的樣貌與姿勢，佐以間隔小的步距，步伐放慢地走向坐椅，開始對話。從畫面看來，這樣的入場方式不僅強調了移動中母親角色的老化樣態，也同時對比著坐著等待、處於壯年、行動卻處處被手銬腳鐐限制的兒子。讓對話尚未開始，「自由的白髮人」送「失去自由的黑髮人」的不甘心與不捨，定調了會面的氛圍。

從後設角度再次思索舞台空間的運用與角色走位的關係時，上述四人的會客也暗示著更為幽暗的心理層次。

狀似英文字母L的舞台設計，直線是牢房，結束在牢房門口。橫線是牢房外的世界，開始於牢房外，並延伸至監獄外頭。直線是「遵行律法而失去行動自由的」、「被法律判定有罪的」、「與自我意願衝突而被迫服刑的」的象徵；朋友、妻子、母親，以及象徵法律的獄警與律師的出場，進入會客室的方向，讓L型的横線代表了「遵守法規而擁有行動自由的」、「無犯罪行為的」、「緣於人情道義與親情而自願到訪的」。

在所有與囚犯會面的角色中，唯有受害者家屬的進出與離開方向，與其它人相反。

女演員朱芷瑩飾演的受害者家屬，從靠近監牢的長型舞台進出。從靠近監牢的那端進出的受害者家屬，企圖用空間隱涉的「非自願性」，表現出一個自由人，既非是囚犯的朋友，亦非親屬。她的出現，是因為親人性命被陌生人奪去後，才被迫與囚犯開始產生連結，而不得不出現在此的矛盾狀態。

身為受害者家屬，實擁有與囚犯會面的選擇權。在「見」與「不見」之間，她選擇了前者，一個比「完全拒絕」的不見，需要更多內在力量的決定。對話中，她表露出情感上失去親人的痛苦。她也體悟到人死不能復生，傷痛卻是獨留給仍活著的人。而既然如此，那用一命抵一命的司法制度，是否真是最適切的結果？或只是突增因為又有生命即將被折損，而引發更多傷心人的出現？

受害者家屬的心情無解。她在感知與理智間的拉扯與矛盾，呼應著她進場與離場都是靠近鐵牢般的暗喻。她自由移動的軀體，住在一個無法被消解、而被迫進駐的情感囚籠。益加痛苦的是，這等牢籠，沒有辦法生硬如死刑般的被終止。有的只是更為煎熬、被判進入終生監禁、無期徒刑的情感囚籠。

戲的尾聲，上了腳鐐的囚犯，緩緩的從我視線的左邊，走向舞台的另一端，一個觀眾肉眼看不到，但是可以想像到的延伸戲劇空間：刑場。

槍響在此並沒有響起。但是在先前已觀看過演練執行死刑的必然流程中響起的那一響，卻如聽覺暫留般地，在腦海裡「碰！」的發出巨響。紅色場燈染了整室，攝影鏡頭慢慢地掃視著現場觀眾，投影在螢幕上。我坐在觀眾席，被觀看，也看別人。運鏡的視角，讓在坐的每一個人，成為這場死刑發生至結束的第一證人。

俄國文學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裡曾說：「如果社會組織是正常的，那麼一切犯罪行為一下子就會消滅，因為失去了抗議的對象，一切人立刻都會變的正直的。」假設語氣間透露出的，是理想國與實際面之間，更不容易啓齒、卻是更需要受到觀注與討論的「為什麼抗議」、「為什麼有人選擇不正直」、「為什麼組織不正常」。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一樣會面多樣告別，讓死刑存在的必然、犯罪動機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連動關係、受害者家屬的心理照顧，都成了讓人在離開劇場後，再三思索的重要議題。

註釋

1、更多舞台與劇照，可參考中時電子報《《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高雄駁二演出 探討死刑的不同視角與反思》，王錦河，連結日期2016, 6月20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529000815-26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