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我突然發現，縱使演出創作者或呈現出來的意識形態跟我的立場相近，那也無法保證我能夠欣賞、喜歡、或相信這個演出。站在觀眾這一方，我的關鍵字是「相信」，站在劇團那一方，我不確定問題是否出於「說服」？

正如林立雄所言，【1】《死刑犯的最後一天》看來是立場很鮮明的製作，對於廢除死刑的立場，應該是站在支持而非反對。如果劇組沒有想要透露自己的立場，那麼至少對我而言，有著「作為被說服的受眾」這樣的「印象」。或許可能正是因為在台灣，「廢除死刑」依然是一個有許多爭點的議題，因此一個以「死刑犯」為主體的演出，便不免讓人有聯想。

我看表演的場次，是當週台北最冷的下午，縱使華山的烏梅劇院塞滿了人，冷空氣的感受仍舊明確。抬頭是木造屋頂，平視眼前是鐵門內的監牢，右側是長長的走道，像一個狹窄的伸展台，觀眾被分隔在走道兩旁，另有一大群觀眾座落於階梯式的觀眾席，正對著囚室與走道。嚴格來說，其實沒有哪一個觀眾的視角可以看到所有發生的事情。走進劇場是同樣的鋼琴旋律一再重複，一身體躺在我左側的床上，毛毯裹著，有一小窗，有光透入，因為視角無法確定窗上的物件，但聽起來像是抽風機的聲音（也有可能是林立雄所說的「時鐘運轉的聲音」）。【 2】劇場有兩個投影位置，其一打在囚室之內，其二在演出進行後則打在走道上，捕捉因演員背向部分觀眾而缺失的視角（通常是捕捉演員的臉部表情）。

演出由三位演員陳以文、徐麗雯、黃建豪分飾多角，故事環繞在陳以文飾演的死刑犯上，中間並由陳以文飾演另一位早於陳以文被判刑的死刑犯，象徵性地在長走道上被處死。兩者的犯罪原因頗不相同，前者因求職不順遭人訕笑一時義憤而殺害三人，後者則延續父親作為慣犯的生平，最後也與父親一樣遭判死刑。徐麗雯飾演前妻、母親與受害者的親屬，黃建豪飾演死刑犯的好朋友、獄警、與宣判死刑執行命令的職員。故事由大量的暗場開始，死刑犯於囚室中做運動、讀書，中間曾因聽見腳步聲而穿上西裝外套捧著棉被，說明其等待死刑執行的瞬間。囚室內有一封信、一張照片，照片是犯人的女兒「糖糖」（在之中只以影片現身），已多年未見父親。

先放下劇團是否試圖「說服」觀眾對死刑存廢的立場，就演出本身，有幾個疑問是看完以後我回想與思索的重心，其一是導演調度的演員能量，其二是對時間的處理方式。到底一個死刑犯會是什麼樣子？其中也會有笑，有荒謬，有細瑣的爭執與情感爆炸。但究竟什麼是一個死刑犯的樣子？什麼叫做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這種時間已到，只是尚未「開始」的低氣壓，似乎還是有所欠缺。雖然台詞也曾提及，每個人都被宣判了死刑，然而對死的意識強烈與否，這死的意識是不是自願的，確實是決定一個人身體狀態的關鍵因素。不管是在囚籠內看書，做運動（這可說是徒勞，但活著一天又似乎必須讓自己舒服些的動態），不管是說話還是對外面怒吼，死亡的預知應該要有某種重量，不管是正視或背向，除非完全超脫了死亡，否則這重量不會消失。然而我坐在第一排感受到的能量，比較多出自於行動的表象，與其說我感覺不到注定死亡的絕望（畢竟導演可能沒有想要這種絕望），不如說是，我看不見重量牽引的身體狀態。這種身體狀態，不只是飾演死刑犯的陳以文一個人要去面對的問題，也是徐麗雯與黃建豪要去面對的，作為外圍者的每一方，與同一個死刑犯的關係，其牽扯是什麼樣貌？如果死亡是一個漩渦，那麼他們身於漩渦的何方？如何掙扎？

這種身體感，同時也牽涉到了觀眾這一方對時間的感受，例如暗場，究竟是一天的開始或是結束？又或者沒有關係，只是舞台轉換的工具？如果燈光不是處理時間的主要工具，那什麼是？一開始，我以為應該是「只有一天」的演出形式，但看著看著，突然發現其實我們一起度過了死刑犯的好幾天，其中也有幾個我以為是回溯的部分，例如母親探訪兒子，帶來西裝與棉被，演出一開始，在演出犯人誤以為自己即將執行時，已看得見西裝口袋裡面也有紅包露出一角，但母親來訪，死刑犯開口對母親分說「借錢的是前妻」時，又把母親出現的時間拉在前妻探訪之後。這些時間順序的差異，沒有看到明確的調度，回歸演員能量，也沒有顯著的差異。誠實說，我沒有看見時間在身體上留下的痕跡，而在技術上沒有相應配合的情況下，故事的順序、倒敘、交錯，時間的感受，自然也就相應少了些。

除了時間以外，對舞台佈景的運用，也有令人在意的小地方；囚室的門選擇在執行死刑時才開，其他探訪與扮演另一個死刑犯的部分，則都讓陳以文直接跨過Ｌ型舞台的間隙，儘管是暗場，但坐在第一排確實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說最後才選擇開門，是象徵了跨過生的界線，那麼在囚室內與在囚室外，兩者的過渡如何調度聲音與形式？讓陳以文自己跨過去，是有意識地選擇，或者是要讓能量的流動不要流失？減省舞台轉換的時間與人力？有沒有更好的選擇？這都是事後一再回想的課題。

我同意林立雄對徐麗雯演出提出的問題，【3】三個角色的差異不明顯，講台語的部分也有些尷尬，事實上，陳以文中文與台語交雜的流暢度也並非足夠，在兩個死刑犯之間的轉換，有外型上的差異（例如行走的樣貌），但聲音與整體狀態上，正如前面所談的能量問題，似乎可以有更大的區別。

就導演的立場，選擇台語，是要強調角色的什麼部分？是要去強調對方的階級？或者有何其他考量？編劇的設定與導演的調度，兩者之間如何協調（尤其考慮編劇本人也是演員）？這些疑問多少也環繞在另一個觀賞的環節，又或者可以說是觀眾一開始必須要趕快選定的立場上，到底這是一個寫實劇？或者是什麼？當遇到感覺與現實差距很大的地方，觀眾應該怎麼回應？例如，能在探監時口含牙籤嗎？能在探監時帶手機嗎？手機帶了能開機嗎（例如桃園監獄的接見事項，要求必須手機關機）？【4】如果死刑犯終日需戴上腳鐐，那麼探訪時的微小自由似乎就有點不合理（我認為黃建豪其實也不需要那根牙籤來塑造自己的角色）。雖說不一定寫實就要完全照著真實生活來，但是否有可能有其他調度方式？如果說陳以文認為重點是在「排除了年幼演員在舞台上失控、表現不如預期的可能」，【5】那麼使用錄音呢？

回應林立雄在結尾所感受到的說教感，是否有一部分來自寫實與否的扞格？例如演員處理獨白的方式。當交談之中夾雜獨白，當獨白的情境超脫於人與人當下的情境，我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例如，為何一個受害家屬會願意對死刑犯掏心掏肺地說自己的無法解脫？這當然可能發生，但會是什麼狀況？在這個演出中，似乎這種掏心掏肺的獨白，能量都專注於如何讓這個獨白、告解往外擴散，但這多少也稀釋了我相信他們的可能，畢竟講得越大聲，越覺得似乎是努力要說服。這是否最終只是因為烏梅劇院的空間製造的表演選擇？現場看得到麥克風，能支援演員的音量調整，那麼這獨白看似宣告（又或者林立雄說的「說教」）的感受，希望能創造什麼效果與狀態？

形式上，我認為《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頗為用心地創造空間，兩個演出螢幕的視角，讓觀眾在螢幕上顯現，重複不斷的同一段配樂，間歇出現的一些小小聲音處理，其實都是有意思的安排。【6】回到那個自己無法相信，也不知道劇團是不是試圖說服的問題，有時候當狀態明確可感受，觀眾可以自己去決定與掙扎。劇場的所有元素可以幫助與成就敘事，然而回歸到表演，我可能需要一個立場，這立場並非劇本到底支持廢死與否，而是表演者他們如何說話，如何行動，如何讓自己維持在這個情境之中。或許編劇與導演對死刑有自己的想法，在寫作與實際的切換上會顯現出來，但劇場並不是法庭，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故事。重要的是這些選擇，回歸表演時如何處理。如何讓時間確實地刻記在表演的身體上？演出者在情緒的感受（感染）與身體的真實能量狀態，或許還有調度安排的空間。正如死刑犯對朋友說的，每個人都被宣判死刑，只是無限期地緩刑。那麼，是否意識到這個宣判，這個宣判是不是自願？換言之，生的有限性，與這有限性如何逼近，該如何處理？我認為是未來仍可繼續處理的課題。正如有時陳以文會抖腳，正如開場他鬆動身體，走來走去，這些都是回應時間的身體外型與動態，動態也需要內在來共同成就一個角色，正如劇場的暗場不只是技術轉場的工具，也可以造就敘事。當大部分的元素都到位，如何讓它成為真實就是下一個問題。

1. 請參考林立雄，〈多面的視角，走向教條的結局《死刑犯的最後一天》〉，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3166

2. 引用資料同上。

3. 引用資料同上。

4. 參考自「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接見注意事項」：http://www.typ.moj.gov.tw/ct.asp?xItem=341172&ctNode=31178&mp=045。

5. 引用自張雅筑、賴冠妤，〈《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專訪陳以文〉，http://www.taedp.org.tw/story/3103

6. 柯志豪的配樂可參考soundcloud上的配樂集，https://blaireko.bandcamp.com/album/--14，印象中持續重複的片段，應該是其中的第十首〈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