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我，難道歷史只是一片喧囂嗎？」

「訊息只是永無止盡的垃圾。」

「我也是這無聊又聳動的時代產物……。」

「酸臭是滋養人生的味道，」

「生命回過頭來敲了一記喪鐘…….。」

閉上眼睛，台詞像警句又像詩語，賣力敲打著耳朵；張開眼睛，看見的依然是個傳統作派的劇場：觀眾和舞台各據一半，舞台空間堆滿塑膠黃水果箱，天花板張網吊掛幾只舊鞋。這些「象徵」很可能為了匹配台詞：住在地下的人、遺失的上面的世界，或「生命就是一籃水果」、「用骨灰釀的酒」等等，然整體卻如一座舊貨倉庫，除了暗示蒙塵的灰黯記憶之外，再喚不出其他的想像。

舞台上五個角色：一個不知自己是誰的「某人」，一個不停上吊又死不了（因死過的人不會再死）的「詩人」，一個尋找共生烏托邦的「天使」，以及禮儀師和他的助手「大老二」、「小老二」，遍尋不到自己味道的設定讓人聯想徐四金《香水》裡的葛奴乙，但這奇異的空缺並非引發罪惡與愛絞纏不清的人間煉獄相，而是一股輕若鴻毛的哀愁。所有人物都像一枚枚符號，企圖為我們指認作者事先畫好的社會圖譜，只是行動之間卻仍帶著十足寫實意味。

那樣的違和感，就像話語高懸於雲端、從鳥瞰人間的角度發出陳義；嘴和身體卻沈實地墜落泥沼，拖著寸步難行的重量狩獵意義；兩者原本註定不相逢，勉強結合起來就像鳥和驢的戀愛──鳥只好落地踱步，驢只能佯裝會飛；死亡的則是觀眾的想像力。

因此當韓籍演員用觀眾聽不懂的語言，發出滔滔聲波；當大小老二在夕陽紅的背光下，一語不發橫著舞台交錯穿過，觀眾終於鬆了一口氣──雖然只有那麼短的片刻；說不定只是出於無心或無奈而鬆脫連結──終於有想像力可以呼吸的空間了。到底是語言找不到相適應的劇場身體，還是劇場身體找不到可行動的語言象徵，不便考證。語言象徵和劇場符號之間的異質，不是不能夠存在，只是應該互相辯詰、形變、或協調──有時讓位，有時越位，而非亦步亦趨緊緊擁抱；致使高蹈的飛不起來，務實的顯得矯揉，在既不是天堂、也不是人間酒館的場所，一起失速墜毀。

因為剛從一個討論台灣歷史主體性的學術研討會趕過來，我無比哀傷地看著這齣戲。只有歷史，沒有名姓，豈止「某人」，彷彿島國的宿命。劇本取材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無路可出》，藉三個剛死的人，困於非天上非地下的虛構之所，不得不面對自我、互相折磨，因以形象化「在己存有」（being-in-itself）或「對己存有」（being-for-itself）的辯證。這種內向性、本質性的命題，在轉化為外向性、相對性的社會命題後，其實失去了辯證性，只剩下指認性。因而不管是韓國人、沖繩人、台灣人，二二八或光州事件，生態運動者或反跨國企業的勞工運動者，全都混糊在一種相濡以沫的哀傷無奈氣氛中，泯除了各種抗爭意志的差異性，不可能彼此辯證。對看戲的民眾來說，只能在詩意的朦朧裡去指認作者的社會理想所喻，除此之外，還真是無路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