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教室》相當名副其實地選在地下一樓作為演出場地。地下空間總帶著某種神秘感，在不見天日的教室裡上課，像是預告著某種禁不得公開展示的儀式、訓練或關係 。地下室裡除了少數沙發與板凳，觀眾大多席地而坐，牆上的掛著紅白色的霓虹燈瀑布、演員表演的地方只有一張紅色的椅子與長方桌。根據節目單的描述，《地下教室》原作發想於尤涅斯科(Eugene Ionesco)的《課堂風雲》（La Leçon），主要目的仍為對於教育的反思，但除了內容仍是一堂課之外，其餘情節、切入點與角色關係已與原劇不同。

劇中只有三個角色：一位被開除的大叔老師、一位年輕女學生與地下教室的接待女子。大叔老師期待透過地下教室的補救課程，重新取得教師證回到學校；而接待女子則負責地下教室的營運，在媒合大叔老師與年輕學生之後退場隱身幕後；年輕女學生的角色則設定在一位全科總分加起來只有幾十分的不受教學生。由於作為老師的大叔必須通過地下教室的重新認證，才得以取回教師證照；也因此在這堂課中雖然身為老師，實際上卻是被考核者，而女學生雖然是接受補救教育的學習者，卻是決定大叔老師未來的關鍵人士。劇情開始在渾身不合時宜的大叔老師穿著短袖襯衫、高腰打褶褲、戴著帽子，提早了三十分鐘向地下教室報到，金髮、白眼鏡、紅衣公主裝扮的接待女子滿心不耐地質疑、挖苦、嘲笑「提早備課」的認真；「擁有文學與教育雙碩士」的學歷對於功利社會只如同「識字」；數學系的專業在實際生活的無用論；以上總結的身份則被女子指認為大叔「精神狀態異常」。

從不受教學生的出場後，接下來的主要劇情，沒有意外地集中在失格又失業的老師如何想要以取悅學生贏回教師證，而學生又如何以不配合的方式與態度回應老師。老師與學生糾結在利害關係之中的結果，老師的任何要求與教學，無論適切與否，都可以簡單地消解在學生的「我不讀了唷」。換句話說，表面上看起來的師／生與教／學關係，因受制在已無解的絕對權力（考核通過與否）之下，而無法進一步辯論知識與教育的關鍵命題（例如：為何受教，受教的內容，學校教育與社會的關係等）。故事在大叔老師百般討好卻始終無法取得學生青睞之下，一時情緒暴怒失手掐死女學生。然而，劇中或許太過急於強調今日師生關係的反轉（這個「反轉」與一直被大力提倡以學生作為主體的「翻轉」教育很可能關係密切，原因在於後者往往成為「學生開心就好」），以致於很可惜劇情始終無法進一步挖掘這個利害關係或是反轉背後更值得探討的深刻之處（例如：師生或是任何知識的共同基礎為何？學生與教育主體的同義關係？所謂受教主體的先驗或理所當然等）。全齣最後則再次簡單地消解在，地下教室不過也是與教育部勾結的一個單位，只要肯付錢，考核通過與否根本不重要，試教或死一個實驗品學生亦不過形式而已。

這齣戲的確如節目單所說「沒有要談論什麼大道理、也沒有想要提供解決方案，只有揭露一些傷口，讓大家覺察。」但如果一場濃縮成四十分鐘左右的劇場作品，在角色精準設定、台詞精心編寫之下，只能再次重複電視新聞、網路媒體或是報刊雜誌的校園現場，其實真的可惜了。再進一步說，即使是以寫實主義自居，經典的寫實主義作品往往是在對於社會再次抽絲剝繭之下，所提出劇作者想要觀察與回答的意義／異議。

況且，這齣戲其實並不全然只想寫實，女學生最後的斃命、透過地下教室取回教師證、地下教室與教育部的勾結等，都帶著黑色喜劇的意味。角色風格化的表現，如接待女士的裝扮、地下室作為教育場域的設定、台詞的嘲諷等，也呈現出不少的荒謬感。黑色喜劇或嘲諷式的調性，相當依賴演員既能掌握角色寫實身份，卻又有餘力保持距離看待角色的表演拿捏。演員在口條（與編劇給予的台詞）與肢體上，例如：「粗～～魯」、「洪荒之力」、或是自言自語的發表社會議論（尤其是他們的智商）等，都欠缺臨門一腳，沒有達到嘲諷效果或是引逗觀眾的發笑；雖然見到編導演都盡了全力認真地想表達些想法，也使出渾身解數想演好一齣戲。少了戲劇與嘲諷需要的餘裕，最後仍未能成功地搭建起對此一當今台灣亟需面對問題之詮釋；但編導所嶄露出對於社會議題的敏銳，仍然令人期待其以後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