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話一則：

「請問是誰殺了便當？」

「答案：值日生。」

「因為值日生負責抬（發音同台語的『殺』）便當。」

這則劇中出現的雙關語冷笑話，精準地概括了《病號》全劇的基調：人的雙面性。就如同一個發音可以擁有，也令人聯想到迥然不同的含義，《病號》透過「手機」這個裝置勾勒出了一個人於人前人後，或者說手機螢幕前的不同狀態，描繪出某種充滿中產階級想像的空虛玻璃心。本齣作品對於觀眾提出的挑戰，則在於有多大程度觀者會如同劇中人物一般，藏身在數位機器後方，執行著平庸的邪惡？

本劇由四條主要敘事線組成：賣氣球的人為了躲債，將照顧病危父親的責任丟給妻子與妹妹，自己則化身「地下警察」，作生意之餘，以手機偷拍行人小惡放上網路。癱瘓的跳水選手冒用擔任護士（其實現應正名為「護理師」）的哥哥身分，與實際生活中為心理諮商師的網友進行虛擬交流。一位作家發現自己的弟弟跳樓自殺獲救，陷於昏迷，由前述護士照顧中。弟弟的同事兼好友在追尋弟弟尋短緣由的過程中，同時面臨自己性生活的問題──未婚妻對他性冷感，反而與Siri聊天才能高潮。【1】這些角色均以不在場的弟弟為中心，形成三度分離內的虛擬人際網絡，以社交軟體進行彼此私生活的窺探與評論。

誰將弟弟逼上絕境？本作品以極為不合理的方式，由心理諮商師違反職業道德的方式，告訴弟弟友人，弟弟患有躁鬱症；友人的未婚妻，同樣為弟弟同事，則揭露弟弟遭遇疑似收受回扣的黑函攻擊；賣氣球的人則將弟弟的善行顛倒黑白，變成了偽善，讓弟弟遭受網路匿名眾人批評。但是觀眾終究不會得知確切答案。

搭配上抽象卻又極容易意會的肢體運動，跑動、急停、癱軟、掙扎、偶爾加上點碰撞，《病號》自開場就著重呈現人類面對日常生活的寂寞與抽離，真正的交集似乎得透過手機及其虛擬網絡才有辦法建立。人的面對面的時刻，既是性與暴力的交錯演繹，亦是虛構的真實浮現裂縫的特異點。

然而，正因為《病號》透過9+1（缺席）名角色與多重敘事所建構的訊息實在過於單薄，就如同雙關語冷笑話的直接了當，似乎很難在氣喘噓噓遍地翻滾的演員及其建構的角色身上，找到任何的潛藏意義。

日本當代藝術家村上隆以「超扁平」（Superflat）命名自身的創作美學，並形成藝術運動。結合日本傳統藝術，如浮世繪，與動漫文化，村上隆創造了色彩鮮明的可愛角色畫風，以視覺藝術主張日本的社會、經濟、文化等面向都會逐漸失去深度與差異。文化實踐裡高雅與低俗的界線亦將漸趨消弭，以二次元次文化為主導，向消費主義靠攏。透過超扁平的概念，日本藝術家企圖調合二戰後的日本社會，其潛在的戰爭創傷、傳統與大眾消費文化。借用超扁平的理論，筆者希望指出，《病號》的展演似乎同樣具有超扁平特性。角色的階級與背景不重要，略帶文藝的對話也無關緊要，重要角色自身的身體狀態，猶如不同色（肉）塊，拼湊現代人類的同一樣態：對於數位科技的迷戀與恐懼。在以浴缸、床、座椅等家具切割出多重空間的舞台上，種種角色的肉體仿若畫布顏料，渲染出某種次社群。在這個社群裡，日常生活極其怪誕，溝通無法發生，他們愈奮力掙扎，身體益發像是展示性的存在，與詭譎的日常相呼應，為了日常自我消除而扭曲翻動。於是這些身體成為去脈絡的存在，除了角色關係之外，仿若數位科技的寄生蟲，不帶、亦讀不出多餘訊息。因此，一百分鐘的展演似乎充滿行動，卻也什麼都沒有說，語言的機鋒，冷笑話似乎是最大亮點。人與Siri，即數位智能技的愛與性可說最為跟上當代思潮的切入點，可惜只是充作笑點，作為情侶爭執的導火線則無疾而終。

身體即訊息，超扁平的景觀直指深受當代數位科技形塑的人類。如此的詮釋框架給予觀眾極大的感受、想像與投射空間。是以關於日常與幕後的反差，大多觀眾能輕易找到認同的切入點，但是似乎無法從《病號》讀出更多對於人類和科技的關係的想像。確實，人面對網路的匿名性，會顯現出不同樣態。當日常生活如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言，同樣是自我展演時，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懷疑匿名的展演性？同樣地，人類對於科技產品的依戀又豈是天外飛來的特異現象？當訊息已經再明顯不過時，一齣劇場作品除了加以體現，是否能帶出任何歧義？如果不反對紀蔚然的論點，其主張當代台灣小劇場發展路線之一是在「探索與規避」之間擺盪的話【2】，或許這種超扁平式的體現本身即是一種迂迴的表態。只是不知道創作者是否考慮過，數位科技的使用與依存事實上不是一種普世標準，它是知識能力，也是經濟指標，使得這些角色無可避免有些許布爾喬亞的氣息。他們的憂愁與苦痛，一如他們的身體，終究只屬於他們。

人類的多重面貌始終存在，與數位科技在未來仍然會糾纏下去，劇場裡的故事該怎麼搬演仍將是問題。

註釋

1、由於本作沒有為角色命名，僅以關係指代。為求論述清晰，筆者自行重整角色敘述，沒有按照節目單的角色列表。

2、紀蔚然。〈探索與規避之間──當代台灣小劇場的些許風貌〉。《中外文學》。31.7(2002年11月)：41-58。不過紀蔚然的討論迄今已十來年，這麼多年之後，台灣小劇場的「探索與規避」出現哪些變化，需要開展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