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生成還需過程《我們》

劉純良 (特約評論人)

舞蹈
2018-11-29
演出
張靜如
時間
2018/11/18  14:30
地點
松山文創園區Lab創意實驗室

在選舉完寫「新人新視野」張靜如的舞作《我們》,還真的是令人感到有些哭笑不得。有此感覺,應該是因為他/我的分際,其中的權力槓桿,人如何組成與彼此排斥,在選舉中的顯像如此明晰,讓作品當中的抽象層面有了現實的落點。《我們》是一個談論他/我的建構與成相的作品,這種討論在學術上稱不上太新穎,在編舞中也並非少見,但在現實中,我群/他者的持續輪轉與運作,卻是真實的。我想這個作品的珍貴之處,應該是對台灣社會直接的指涉與思考,其對話的對象是有時空性的,因此並不是抽象地以肢體表達權力位移或他我分群的作品。

要有我群就需要他者,這是張靜如的舞作裡持續呈現的對比,利用物件(透明塑膠盒)的建築、轉換、崩解,抽象概念與身體之間有了可供著力之點。我認為《我們》提問的應該不只是人跟人之間的權力、組成裂解,換言之不只是個體層次如何組織或自我選擇,其中應該也包含了人被組織起來的結構性或欠缺能動性。她所提問的其實是台灣的此時此刻,在各種社會政治經濟交織下,人如何在其中運動,又如何被移動。

會判斷張靜如的作品有著明確的社會指向,是因為她關注「社會上所瀰漫著的『失敗』氛圍」【1】。從這個觀察出發,她所指的社會為何?我把它暫時地限縮在張靜如自身所處的社會,畢竟社會這個詞有其空間想像,亦有其身體性,雖可理論性地概括,卻無法架空地談論。一旦有了台灣社會這樣暫時性的劃分時,作品當中的空間就有了可供索引的事件,尤其是演出一開始拉開黑幕,整個松山文創園區Lab創意實驗室(以下稱松菸Lab)二樓的空間豁然打開時,社會的空間霎時流進,塑膠盒子建築的高塔就在眼前,例如多人坐在地上,面向高塔的瞬間,很難不讓人想到社會運動、抗爭、權力,甚至總統府。

對於社會空間的使用,我覺得是《我們》令人驚喜的部分。每一次看「新人新視野」,我都會重新感覺到臺灣的場館環境實在微妙,從過往到現在,我看過在實驗劇場、文山劇場、戲曲中心、松菸Lab……等等不同地點的「新人新視野」,每一個的空間性與技術可供支援的廣度,都有相當差異,我常常想著這對作品呈現的成效有多大影響。以這一次的松菸Lab來說,寬度與深度都足夠,然而遮黑卻沒有處理Lab空間本身就有的白綠色樑柱,當然,也沒辦法處理白色的天花板。其實這空間本身的長相是迷人的,然而「新人新視野」的三個作品,只有張靜如的作品較好地面對了松菸Lab作為一個非典型劇場空間的可能性,例如林修瑜的《是日》非常需要真正的黑盒子,來把作品框架起來。視覺的小小差異,決定了整體接收的感受,這對她而言實在是有些可惜。

話如此說,我想這畢竟是「新人新視野」而非「松菸新主藝」,編舞者是否要為松菸Lab量身做一個作品,並不是「新人新視野」的重點。至於三位創作者何時知道場地是松菸Lab,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了,三個作品的技術協調程度又能到哪裡,都是只看作品的人未可知的。但也因為這樣,張靜如對於黑幕的開啟、關閉,以及其暴露幕後空間的多寡,才會讓我覺得驚喜。驚喜的點不只是視覺上的開闊,而來自於社會空間的揭露,對《我們》而言具有意義,能夠讓這個作品與現世的我群分際擺在一起。換言之,如果今年的「新人新視野」還是在戲曲中心,那麼張靜如的《我們》又將處理成什麼樣子?還能夠引發我更大的聯想嗎?將是一個未知數。但是,她確實善用了這個社會空間的框架,窗外的樹、下午的陽光,映照著透明堆積起來的高塔。有時空間大大地敞開,又或者只給予三分之一的外在世界(尤其是下午的陽光帶來的影響),又或者再度關閉整個外在世界;這種空間的調度,都提供了我多一層的聯想與幻想,在黑幕之後的牆是否繼續綿延?在幕關上後的高塔是否仍能具有制高點向下觀望這世界?

動作與聲音上,《我們》的調度較為中性【2】,在演出的前二分之一,我覺得這個中性都成立,而且有趣,尤其是開場不同分群的靜止時刻,帶有一些幽默感。我也喜歡聲音留白的時刻,對於表演者來說我覺得是重要的,給出了身體需要的空間。但是中性跟質地的輕重與控制之間,後者對我而言相對欠缺琢磨。所謂的欠缺琢磨,意味著如果用放大鏡檢視,應該可以在均等的幻象之中看見差異,然而動作與靜止的畫面,理性上我認為應當有差異(意識上的、形象上的),但視覺上並不覺得已經表演到那個程度,而更多是來自理性判斷的區別。因為欠缺那細緻的差異,對觀者這一方相應也就容易產生觀賞的疲乏。

這種疲乏到後半段特別明晰。對我而言,前半段的編舞相當確實地打開了空間的敘事,人我的分群與差異,動作明確可供聯想,當建立了這樣清晰的連結時,發展的重複片段,在時間的調度或動作的質上相對仍然平均時,容易產生疲乏。在不同的我群群像之間,運用抽搐、關節位移為主的身體動作,看起來更像是不同群眾相的洗牌重來。換言之,眾生相的處理,其中欠缺了我群如何產生的過程性。我群產生以後的動態,張靜如花了很多時間琢磨,例如眾人跪地拉住腳踝輪流翻身,踩踏身體逐階向上,這都是可以聯想的情景,其中眾人在角落圍成圓圈,被排除或出脫者後續的遊戲,其實是有潛力變成「過程」,但此刻尚未如此。每一種不同的「我們」,現世生活中並非價值或資源均等,「我們」作為一種人我分際,不只是外在可見的形象,其中還包含了其生成、自我複製、變形的可能性,這個發展,此刻闕如。

「社會」作為一個單位,在細看「我們」時,應該會開始產生質變,這其實跟一開始所講到的中性與質地差異,其實還是有關係的。創作者是刻意要讓這些差異弭平,還是是時間調度上過於均拍,因而產生了不同群體其實都一樣的印象呢?或許是可以在未來繼續發展或者深入質問自己的部分。不同的質地有不同的想像,對時間的操作與質地的掌握,會決定作品未來的長相。《我們》與其說是議題性,不如說是議題轉化身體群像的部分,有其趣味。創作者可能也不期待要給予答案,而是還在尋找,或者正在提問。如何讓提問定錨在觀者心中,是下一個階段的問題,那麼如何讓演出的「過程」與意圖呈現的「過程」相依偎,就很重要了。

註釋

1、引用自鄭筠〈下定義之前,我們以身體提問-2018-新人新視野〉,《Par表演藝術》311期/2018年11月號,網路版http://par.npac-ntch.org/tw/article/doc下定義之前,我們以身體提問-2018-新人新視野
2、演後與張靜如短暫的對談中談到了這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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