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舉完寫「新人新視野」張靜如的舞作《我們》，還真的是令人感到有些哭笑不得。有此感覺，應該是因為他／我的分際，其中的權力槓桿，人如何組成與彼此排斥，在選舉中的顯像如此明晰，讓作品當中的抽象層面有了現實的落點。《我們》是一個談論他／我的建構與成相的作品，這種討論在學術上稱不上太新穎，在編舞中也並非少見，但在現實中，我群／他者的持續輪轉與運作，卻是真實的。我想這個作品的珍貴之處，應該是對台灣社會直接的指涉與思考，其對話的對象是有時空性的，因此並不是抽象地以肢體表達權力位移或他我分群的作品。

要有我群就需要他者，這是張靜如的舞作裡持續呈現的對比，利用物件（透明塑膠盒）的建築、轉換、崩解，抽象概念與身體之間有了可供著力之點。我認為《我們》提問的應該不只是人跟人之間的權力、組成裂解，換言之不只是個體層次如何組織或自我選擇，其中應該也包含了人被組織起來的結構性或欠缺能動性。她所提問的其實是台灣的此時此刻，在各種社會政治經濟交織下，人如何在其中運動，又如何被移動。

會判斷張靜如的作品有著明確的社會指向，是因為她關注「社會上所瀰漫著的『失敗』氛圍」【1】。從這個觀察出發，她所指的社會為何？我把它暫時地限縮在張靜如自身所處的社會，畢竟社會這個詞有其空間想像，亦有其身體性，雖可理論性地概括，卻無法架空地談論。一旦有了台灣社會這樣暫時性的劃分時，作品當中的空間就有了可供索引的事件，尤其是演出一開始拉開黑幕，整個松山文創園區Lab創意實驗室（以下稱松菸Lab）二樓的空間豁然打開時，社會的空間霎時流進，塑膠盒子建築的高塔就在眼前，例如多人坐在地上，面向高塔的瞬間，很難不讓人想到社會運動、抗爭、權力，甚至總統府。

對於社會空間的使用，我覺得是《我們》令人驚喜的部分。每一次看「新人新視野」，我都會重新感覺到臺灣的場館環境實在微妙，從過往到現在，我看過在實驗劇場、文山劇場、戲曲中心、松菸Lab......等等不同地點的「新人新視野」，每一個的空間性與技術可供支援的廣度，都有相當差異，我常常想著這對作品呈現的成效有多大影響。以這一次的松菸Lab來說，寬度與深度都足夠，然而遮黑卻沒有處理Lab空間本身就有的白綠色樑柱，當然，也沒辦法處理白色的天花板。其實這空間本身的長相是迷人的，然而「新人新視野」的三個作品，只有張靜如的作品較好地面對了松菸Lab作為一個非典型劇場空間的可能性，例如林修瑜的《是日》非常需要真正的黑盒子，來把作品框架起來。視覺的小小差異，決定了整體接收的感受，這對她而言實在是有些可惜。

話如此說，我想這畢竟是「新人新視野」而非「松菸新主藝」，編舞者是否要為松菸Lab量身做一個作品，並不是「新人新視野」的重點。至於三位創作者何時知道場地是松菸Lab，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了，三個作品的技術協調程度又能到哪裡，都是只看作品的人未可知的。但也因為這樣，張靜如對於黑幕的開啟、關閉，以及其暴露幕後空間的多寡，才會讓我覺得驚喜。驚喜的點不只是視覺上的開闊，而來自於社會空間的揭露，對《我們》而言具有意義，能夠讓這個作品與現世的我群分際擺在一起。換言之，如果今年的「新人新視野」還是在戲曲中心，那麼張靜如的《我們》又將處理成什麼樣子？還能夠引發我更大的聯想嗎？將是一個未知數。但是，她確實善用了這個社會空間的框架，窗外的樹、下午的陽光，映照著透明堆積起來的高塔。有時空間大大地敞開，又或者只給予三分之一的外在世界（尤其是下午的陽光帶來的影響），又或者再度關閉整個外在世界；這種空間的調度，都提供了我多一層的聯想與幻想，在黑幕之後的牆是否繼續綿延？在幕關上後的高塔是否仍能具有制高點向下觀望這世界？

動作與聲音上，《我們》的調度較為中性【2】，在演出的前二分之一，我覺得這個中性都成立，而且有趣，尤其是開場不同分群的靜止時刻，帶有一些幽默感。我也喜歡聲音留白的時刻，對於表演者來說我覺得是重要的，給出了身體需要的空間。但是中性跟質地的輕重與控制之間，後者對我而言相對欠缺琢磨。所謂的欠缺琢磨，意味著如果用放大鏡檢視，應該可以在均等的幻象之中看見差異，然而動作與靜止的畫面，理性上我認為應當有差異（意識上的、形象上的），但視覺上並不覺得已經表演到那個程度，而更多是來自理性判斷的區別。因為欠缺那細緻的差異，對觀者這一方相應也就容易產生觀賞的疲乏。

這種疲乏到後半段特別明晰。對我而言，前半段的編舞相當確實地打開了空間的敘事，人我的分群與差異，動作明確可供聯想，當建立了這樣清晰的連結時，發展的重複片段，在時間的調度或動作的質上相對仍然平均時，容易產生疲乏。在不同的我群群像之間，運用抽搐、關節位移為主的身體動作，看起來更像是不同群眾相的洗牌重來。換言之，眾生相的處理，其中欠缺了我群如何產生的過程性。我群產生以後的動態，張靜如花了很多時間琢磨，例如眾人跪地拉住腳踝輪流翻身，踩踏身體逐階向上，這都是可以聯想的情景，其中眾人在角落圍成圓圈，被排除或出脫者後續的遊戲，其實是有潛力變成「過程」，但此刻尚未如此。每一種不同的「我們」，現世生活中並非價值或資源均等，「我們」作為一種人我分際，不只是外在可見的形象，其中還包含了其生成、自我複製、變形的可能性，這個發展，此刻闕如。

「社會」作為一個單位，在細看「我們」時，應該會開始產生質變，這其實跟一開始所講到的中性與質地差異，其實還是有關係的。創作者是刻意要讓這些差異弭平，還是是時間調度上過於均拍，因而產生了不同群體其實都一樣的印象呢？或許是可以在未來繼續發展或者深入質問自己的部分。不同的質地有不同的想像，對時間的操作與質地的掌握，會決定作品未來的長相。《我們》與其說是議題性，不如說是議題轉化身體群像的部分，有其趣味。創作者可能也不期待要給予答案，而是還在尋找，或者正在提問。如何讓提問定錨在觀者心中，是下一個階段的問題，那麼如何讓演出的「過程」與意圖呈現的「過程」相依偎，就很重要了。

註釋

1、引用自鄭筠〈下定義之前，我們以身體提問-2018-新人新視野〉，《Par表演藝術》311期/2018年11月號，網路版http://par.npac-ntch.org/tw/article/doc下定義之前，我們以身體提問-2018-新人新視野

2、演後與張靜如短暫的對談中談到了這個面向。